这么说不够准确，他会一个俄文：酬金。他们对江布尔说明：他每签一次名，他只要一说“酬金”这个神秘的词，就能拿到钱，就能再买许多羊和骆驼。
江布尔每次在合同上画个押就拿到一笔酬金，所以越来越富有。但是有一次出了问题。人们带他到了莫斯科，日程里除了会议、招待会、宴会以外，还安排了一次与少先队员的会见。少先队围上了江布尔，请他签名。有人告诉他，他得把他那有名的符号画上去。他画了，但是一面画一面不断地说“酬金”。当向他说明这次没有酬金时，他很失望。
一个全国闻名的大诗人居然根本不存在。每一个怪诞的故事都有它悲剧性的一面：苏联需要的是对斯大林的壮丽的颂歌，东方式的应景的赞辞——如生日、斯大林宪法的颁布之时。需要歌功颂德的事情多的是，可是这位文盲老人对哪一件都一无所知。既然江布尔不会，就找会的人来充当幕后枪手。一大批所谓俄罗斯诗人为江布尔劳动，其中有西蒙诺夫之流的名人。他们很了解政治形势，为讨好领袖和导师而写作，这意味着主要写斯大林本人，但是他们也没有忘记他的亲信，比如叶诺夫[5]。他们写得又快又多，一个“译员”才思尽了，就换上一个新的。这样，作品从未间断过，直到江布尔死了。
这件事里没有一点违法乱纪，正相反，一切都遵循着规则。这位伟大的新“诗人”的出现过程很典型，而且富有教育意义。20世纪30年代，一个俄罗斯诗人兼记者在哈萨克的党报工作，在报上刊登了一些诗歌。当时莫斯科正好在筹备一个哈萨克艺术成就展览会。哈萨克的党的领导人在报上读到这个“无名诗人”的诗，就叫手下把这个人找来，要他立即写一首歌颂斯大林的诗歌。
他们找到了这个记者——你的诗人在哪儿？他哼哼哈哈，原来并没有什么哈萨克诗人。这个漏子不能不弥补上，再说他们也无论如何需要一个“土生的哈萨克诗人”来歌颂斯大林。有人想起一个模样挺富有民族色彩的老人倒也适用，这人会唱歌会弹冬不拉，而且照起相来形象不错。这位老人俄文一个字也不会，不会出问题的，只要给他找个好“翻译”就行了。
他们找到了江布尔，用他的名字匆忙写了一首赞美斯大林的歌曲送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喜欢这首颂歌，这是最重要的事！此后，江布尔·扎巴耶夫的新生活开始了。有了江布尔，党就不太需要真正的民歌手——他们多数不懂文字，看不懂刊发的政策指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所有民歌手集中起来，令他们消失或保持沉默才算万无一失。如今中亚细亚（塔什干、阿是哈巴德、杜尚别、阿拉木图、伏龙芝）的歌剧、舞剧、交响乐、清唱剧中仍有大量的作品并非出自乐谱封面和音乐会节目单上印着名字的本地作曲家的手笔。真正的作者是谁，一般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也没有人会问：谁是这些音乐的奴隶？曾经有几个年轻的哈萨克诗人想要揭穿江布尔·扎巴耶夫的神话，结果他们全都奉命保持沉默。不久，又一场纪念早已死去的江布尔某某周年的活动举行，热闹体面的集会、动听的演说，还有宴会上的大量葡萄酒和伏特加……斯大林惯于把所有人叫做齿轮，齿轮与齿轮没有什么区别，换一只很容易。你可以拣一只出来说，“从今天起，你是一只天才的齿轮”，于是别人就都把它当作天才。它究竟是不是天才，那不要紧。
所有的艺术创作者，包括肖在内全都熟悉这种感觉——无数不知名字的“替身”站在你后面，信号一发你就要坐在你的书桌上写你的小说、你的交响乐、你的诗。而一些有名的名字会突然消失，好像从未存在过。比如梅耶霍尔德消失后，几十年没有人提起，他被抹掉了，就像用一大块橡皮擦掉一小点儿墨迹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