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政府常常宣称：让我们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吧！可狱中关押着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事实上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加美好。因此肖提议举行一次酒会，他想了一个祝酒辞：让我们为生活没有变得更加美好而干杯！
这是1936年以前，米佳酷似爵士风格的反抗方式。
多年来，人们一直执着地将肖设定为苏联时期的一个象征，他的意义超出了音乐的范畴。1981年，北京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出版了所罗门·伏尔科夫的《见证》，如今被相当一部分人称作为彻头彻尾的“谎言”，在里面肖有这么一段话：
我看到诗人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一封信，是答复说他过分暴躁的谴责的，写得极好。大意是说有人告诉他，一个人对待现实的态度必须是“健康的”。涅克拉索夫对这个要求的回答是：对健康的现实才能有健康的态度，如果有一个俄国人终于愤怒地拍岸而起的话，他愿意向他下跪，因为在俄国应该令人拍案而起的事情太多了。我认为他说得好。涅克拉夫索最后写道：到我们开始多发一些怒的时候，我们就能爱得更好一些，也就是爱得更多一些——不是爱我们自己，而是爱我们的祖国。我愿意在这些话的下面签上我的名字。
肖生来学不会暴怒，他对于这样的反抗方式流露出自然的羡慕。即便“见证”都是谎言，它们业已足够真实到令人“拍案而起”的程度，他谨慎地把全部暴怒装饰进自己创造的声音世界。
孩子米佳带着癫僧的面具坐进果戈理的棺木，我们却还在用革命语录式的评语描述肖斯塔科维奇！1936年以后的肖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20世纪的中国爱乐者喜欢一味地抓着肖的这句话不放：如果有一天，我的双手被砍断，我还可以用牙齿咬住笔继续谱写音乐。
肖最好的见证在这里：他不是一味趋迎附和的鼓手，不是一味嘲讽反抗的斗士，不是一味装疯卖傻的癫僧，也早不是17岁谈情说爱拿爵士打赌的孩子米佳。作为一个真实活着的人，他在苏联时代说过一句至今都值得琢磨的真话：让我们为生活没有变得更好而干杯！
[1] “癫僧”（Yurodivy），俄国的一种宗教现象，谨慎的苏联学者也称之为一种民族特征。在任何其他语言中，没有任何字眼能够确切地表达俄文这个词的意义。癫僧可以揭露不义而保持相对安全，当权者承认癫僧的批评权利和保持放诞行为的权利，当然是在一定限度内。简单说，癫僧故意用貌似荒唐方式委婉地向世人说出他的见识，把这作为一种聪明的批评和抗议形式。
[2] 从1920年起，“形式主义”成了苏联文学艺术中的“行话”。这里不妨引一下苏联关于“形式主义”的典型定义：“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是敌视苏联人民的。党一刻不停地对任何即使是形式主义的最细微的表现保持警惕并进行斗争。”
[3] 达维德·扎斯拉夫斯基：记者，革命前被列宁称为“臭名远扬的诽谤者”和“惯于敲诈勒索的雇佣文人”，后来受到斯大林赏识，死时是《真理报》的要员。扎斯拉夫斯基最后一篇出名的文章是《毒草周围的鼓噪》，1958年在《真理报》上发表，标志着批判帕斯捷尔纳克运动的开始。
[4] 1956年3月，歌剧《麦克白夫人》第二版的审查会议召开。歌剧遭到最严厉的批评，批评的口吻与《混乱而非音乐》如出一辙。对讨论情况感到震惊的肖斯塔科维奇死一般的沉默，脸上不时地出现几下抽搐。专门委员会最后一致通过决议：鉴于歌剧《麦克白夫人》存在着严重的艺术思想问题，不准上演。作为委员会主席，卡巴列夫斯基在讨论会结束时说，“这部歌剧不能上演，原因是歌剧是在为一个杀人犯和**唱赞歌，他的道德因此也受到了侮辱……”肖起立对批评表示感谢。此时斯大林去世已五年。1963年1月，卡捷琳娜的形象在消失了27年之后重新出现在舞台上，作曲家对歌剧作了一些修改并更名为《卡捷琳娜·伊兹迈洛娃》。1966年，导演夏皮洛将改编版歌剧搬上银幕。作品被后世认为是苏联乃至俄罗斯歌剧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5]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诺夫（NikolaiIvanovichYezhov，1895－1936），党务要员，从1936年起任安全机关首领。1939年，在斯大林令下，叶诺夫被枪决了。据历史学家估计，在“叶诺夫主义”时期苏联约有三百万人被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