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曲是莫扎特的《A小调回旋曲》（作品511）。这是莫扎特1784年离开萨尔茨堡大主教开始自由作曲家道路的开始。刚摆脱教廷的他却要落入贫穷之中，而这贫穷注定要伴随其一生。这首曲的忧伤是久违亲切的。莫扎特本来作为宫廷乐师的“天生快乐的音符”在作品中表情潸然，殷承宗的莫扎特竟然令我有肖邦的忧郁感觉。都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关于自由，钢琴家似乎有更多的话想说。由于坐得并不远，我可以清楚地看见钢琴家的手势：忧伤却不沉重。现在很多年轻的钢琴家在技巧上过于“沉重”，这沉重并非说手指不够灵活轻快，而是说细腻的感情常被演奏成僵硬的、没有弧度的表情。殷承宗的触键是最吸引人的地方，闭上眼都能想象得出指尖与钢琴键之间的空气在呼吸，而这是年青者望尘莫及的。它们是时间的杰作，有如弹肖邦的老傅聪，如出一辙的“化境”。与莫扎特的干净线条完全不同的是李斯特的大面积情绪宣泄，殷承宗选择的最后一首作品是李斯特的《B小调奏鸣曲》。这部经典作品的创作本身深受《浮士德》影响，用各种变形的音乐材料来表现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斗争。因此《B小调奏鸣曲》既包含了戏剧性又不乏抒情性。殷承宗在弹奏作品时表现出某种勇者无惧的冒险精神，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客厅的木地板因为强烈的共鸣在脚下微微震颤。曾经有人说年轻的殷承宗弹琴显得“笨”，或许是指他如钝锤的手，或者是略有些使蛮力的姿势，不过今天我却看出了“圣愚”的形象：那些因信称义的信徒到处都有，唯单纯者所具有的精神力量既令人尊敬、又令人畏惧。
殷校长说得没错，“这是完全不同的感受”。的确不同，没有硕大的舞台和晃眼的灯光，没有“红色”和革命，没有热血沸腾的观众。归根到底，是没有隔阂的自由真情。在殷承惠的《著名钢琴家殷承宗艺术生涯五十年》里，有一个场景鲜有提及。兄长说殷承宗在苏联留学期间喜欢到博物馆看画展，有次被画家列文坦一幅题为《独木桥》的水景画吸引住了，仿佛从画面上听到拉赫马尼诺夫的音乐。心中宁静的人，才能从“独木桥”听出大河般宽广的声音。今天晚上，面前的这个殷承宗已经离苏联学派很遥远了，他吸取了比单一学派要多得多的精神，他善于融合，也越走越宽。
71岁的殷承宗起立向不多的听众致意，孙辈们依次上前献花。而殷校长带着笑，立在门口目送客人离去，手上多了一根拐杖。走出老宅，岛上夜晚的空气格外清冽。一场家庭音乐会带来的无限遐想和徘徊好一阵光景的乡愁，仿佛我孩童的音乐启蒙还在昨天，刚刚结束音乐欣赏课的我穿过老宅的花园。想起画家刘小东的话：不变的东西很动人。艺术或者文化特别像棉花，很软，它不变。你对它发力也没用，它不太理你，因为它很软。……像棉花一样，你可以忘记它，但是它不变。对于作为钢琴家的殷承宗，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形容。
春节过后的殷承宗将在各地音乐厅演奏莫扎特、李斯特，他没有一点要“退休”的意思，或许在今时今日的故土，人们才真正有能力多懂他一些，也可以更加“自由地听”。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听殷承宗弹琴，却远胜过任何一个辉煌的舞台。在家中弹琴的殷承宗，有根有源，“红”得各有姿态，可以是老宅花园里摇曳的三角梅，可以是垂挂在老客厅里红色的中国结流苏，可以是夜幕中小岛上的灯火阑珊。而我脑子里臆断多年的“殷承宗”此刻才算拼齐了另一段弧，圆了……
[1] 殷承典，承宗之兄。曾任厦门市音协副主席，时任厦门市音乐学校常务副校长。笔者曾就读于厦门市音乐学校。
[2] 冬日午后，殷承典坐在自家花园晒太阳和朋友闲聊，讲起一个故事：“我们家最近老有小偷光顾。有一天也是同样的好天气，我想把被套晒晒，结果傍晚再打算收回来的时候发现找不着了。于是写了一个字条挂在门口的栏杆上，写着‘既然被套拿走了，那么连床单也一起拿了吧，是一套’。我把床单放在了字条边上，果然，很快它也不见了。这才算安心。”这件事情后来成为鼓浪屿上人们常要说起的笑话。
[3] 林俊卿，我国著名音乐家、理论家，他同时研究声带发音，曾先后任上海、北京声乐研究所所长。
[4] 参见［美］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5] 此时的殷承宗已改名为“殷诚忠”。
[6] 见殷承惠的《著名钢琴家殷承宗艺术生涯五十年》一文。
[7] 1983年10月，《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称：“对于我们常以‘孤立’来形容中国历史的人，殷承宗使我们惊讶，四十二岁，来自中国的钢琴家，星期三在卡耐基音乐厅举行他在纽约的首演，展现的不仅是他对器乐的卓越控制，还有他对乐曲的正确理解。殷承宗表现了对古典音乐的敏锐而又自然的领悟，特别是他弹的莫扎特，能感觉到音乐张与弛的对比，并恰到好处地强调适当的片段。殷承宗在李斯特的乐曲里，展现出超人的力度和速度，证明他可以跟其他一流的钢琴家并驾齐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