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殷承宗这批留苏学生受命回到北京。殷承宗回忆道，“傅聪事件”之后，出国相当敏感，都是一对一地“保护”，甚至经常换房间，防止和当地同学串联。一回“上面”给殷承宗配了一个女英语翻译，实为监视其一言一行。之后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1966年6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除四旧》、《批判文艺黑线》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开始。有人提出钢琴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应该砸烂它。音乐界也出现了许多奇谈怪论：这个不能弹，那个也不能弹，拉赫马尼诺夫的作品更不能弹，因为他背叛祖国，十月革命后出走西方。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留学“修正主义”国家苏联，在苏联获奖的殷承宗成了“资产阶级的黑苗子”、“修正主义的干儿子”。他从小接触西方音乐，一直受教于苏联老师，留学接触苏联的东西，刚捧回了大奖，过往的正统一夜间都可以变成吞噬一切的火，这几乎要断送了殷承宗尚为年轻的钢琴前程。
1967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25周年，各地掀起了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社会上去宣传演出的风潮。殷承宗和几个朋友自发地把一台立式钢琴搬到天安门广场演出，弹奏群众熟悉的歌曲，甚至让围观的人们点歌，从流行的“语录歌”到京剧《沙家浜》。在天安门连演三天后，又到建国门等北京其他街头去演出，反响十分热烈。殷承宗在接受采访时说时至今日，这件事想起来依然后怕，只是为了能弹琴，一切都不管不顾的小伙子终于为中国的钢琴“撞”出了一条出路。1968年7月，钢琴伴唱《红灯记》向全国广播，中央领导现场听殷承宗演奏。广播翌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特大号字通栏报道这条新闻，并配有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在台上与演员合影的大幅照片。好久没有在收音机里听到钢琴声的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学生，兴奋得上天安门广场游行，贴大字报，庆贺钢琴重获新生。这是殷承宗第二次磨难，也是转折。天安门事件之后，他的创作带有更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无奈的“领导意思”。殷承宗真的火了！他不像童祥苓等人那样，一边风光演出，一边接受无休止地审查和劳动改造。继作品《黄河》之后，殷承宗接到任务，要把中国一些传统音乐曲目改编成协奏曲，随后拿到国际上去演出。殷回忆：“我们被‘关’在北海公园（当时，公园还没对外开放）里整整一年去学习、创作。”《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梅花三弄》等协奏曲纷纷问世。之后，殷承宗带领着中国艺术团频频出访国外。在1976年前，他还参加多部和钢琴有关的电影拍摄，其中有美国记者拍摄的《前进，红色的中国》。最为惬意的是，他一直保持着创作**，而且这种**是被认可和支持的。最“火”时，殷承宗的画像出现在各个场合，包括邮票、火柴盒甚至搪瓷茶缸上。与之相应的政治待遇也“水涨船高”：这个时期的殷承宗改名为“殷诚忠”，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被提为中央乐团领导，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