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殷宅部分由政府代为管理，老宅成立殷承宗钢琴工作室对外人开放展示。20世纪40年代的老式落地留声机、各类唱片都已消失不见，大厅的四面墙上摆放着的几张巨幅照片几乎可以用来定义殷承宗的一生：一张年轻时接受毛泽东接见的黑白照，一张黄河壶口瀑布的油画，还有一张是美国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演出时的舞台照。这栋由正房儿子殷祖泽设计的花园洋楼在我眼中更透着落寞的旧日时光。前几年由于老宅无人看管，宅子总是隔三岔五地丢宝贝。因此，家中唯一的留守者殷承典只能想办法将一些有价值的物件四散转移。岛上的好八连为保护殷家老宅的安全出了不少力，现在只要殷宅有活动，总少不了战士们在门前站岗或是忙前跑后地布置张罗。若是殷承宗回来也会为这些战士们演奏当年红遍全国的钢琴伴唱《红灯记》。有趣的是，阿兵哥因此爱上了钢琴，跟着殷承宗学起钢琴来。有些人到了转业的时候甚至已能完整地演奏作品。现实就是这么耐人寻味，即便是远离红色革命的岁月，即便在远隔千山万水的鼓浪屿岛，似乎“红色的牵绊”依然在故土与殷承宗如影随形。照片里的他是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始终面带着真诚和淡然的笑，这是鼓浪屿岛上典型的基督教家庭的姿态。我一直很难将他的形象与红色、革命、政治运动等字眼联系起来，但恰恰是这些关键词在特殊的年代成就、代表了人们“心目中的钢琴家殷承宗”。如果红色代表革命，那么殷承宗这抹不掉的红却有一些柔软的质感和往日无需再提的酸楚。
1954年夏天，12岁的殷承宗揣着厦门“音协”赞助的25元钱，拎着一只小旧皮箱北上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的妹妹马思荪器重殷承宗的天赋，成为其第一位正式的钢琴老师。两个月后，他被苏联专家谢洛夫选入专家班。由于当时中国音乐教育界与苏联“特别亲密”，殷承宗此后的钢琴之路颇得苏联专家的赏识与提携：专家塔图良、钢琴家阿尔扎马诺娃，以及为人熟悉的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教授、著名演奏家克拉芙琴科。特别是克拉芙琴科，她推动了当时中国的钢琴新生力量，包括顾圣婴、刘诗昆、李名强等在内的一代钢琴家。在她的指导下，殷承宗获得维也纳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的第一名，开始在国内小有名气，并有机会赴苏留学深造。不过这种顺利很快因为中苏关系的恶化而中断。作为最后一批留苏学生，殷承宗行前还得到乡下参加劳动和接受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思想教育。初到苏联的日子，殷承宗被分配到奥德萨音乐学院，终日被困于政治课与苏联同学进行政治辩论，钢琴学习被荒废了整整一年。
1962年，殷承宗代表中国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他首轮演奏即以对音乐的理解与无懈可击的技巧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当时评选的结果需要克里姆林宫的批准，比赛后原定宣布比赛结果的时间也一再推迟。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政治介入调整了排名次序，把原来第一名苏、中各一，第二名英、美各一，调整为第一名为苏、英，第二名为中、美的排列。最终，殷承宗屈居第二。身为评委的法国玛格丽特·朗为之打抱不平，他对殷说：“他们不给你第一，你来参加法国的钢琴比赛，你一定能够拿第一。”这是20岁的殷承宗经历的第一次小小的磨难，恐怕谁也想不到政治的因素会在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扮演远大于此的角色。后来殷承宗回忆起这件事只说了八个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