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殷承宗的一次家庭音乐会
我们很难真正了解一个被称为“钢琴家”的人，多数艺术生活的细节都来源于访谈和亲友间转述的故事，但这些都不构成完整的拼图。一转身，口中的“名人轶事”似乎已然是妄谈。不过殷承宗不同，我从未曾与这样一位老人对话，也从未听得他一字半句的教诲。十几年鼓浪屿岛上的童年时光，我和其他小朋友排排坐在老殷宅的木地板上听殷承典校长[1]说古典音乐，殷宅阳光下晃眼的白色花岗岩石墙，石墙上与爬山虎纠缠不休的红色三角梅，一切都令我与这位“钢琴家”于情怀深处格外地亲近。他，只不过是一个想象中的姓氏：与老校长有一模一样的番邦面孔，有一双同样浅灰色的眼睛，会弹钢琴，会唱赞美诗，对小偷与对亲友一视同仁[2]，还有慈祥的笑。后来得知，除了殷承宗，从20世纪20年代灌制独唱唱片的歌唱家殷彩恋，到后来成为著名男中音歌唱家的殷承基（承宗之弟）皆出于此。在众多的音乐家中，唯有这一次，我先推开了那道门，而后才听闻门后的琴声与名望。
随着殷承宗80年代的“出走”，我们对于他的记忆也就止步在六七十年代的红色。近两年，旅居美国的殷承宗时常回到国内，回到鼓浪屿岛上的殷宅。一则国内的学生、演出似乎更需要他；二则鼓浪屿岛，对于年过七旬的老人更意味着难以割舍的故土情结。
龙年春节，殷承宗打算依照惯例在家中举行音乐会。我很幸运，母亲家的几个姐妹与殷家兄弟相识，一家人便也在被邀请之列。鼓浪屿的“家庭音乐会”传统令看上去时髦的一次聚会显得低调平和、稀松平常。儿时走在岛上，时常听见从各家各户飘出音乐的声响，一家人边弹边唱，有时候是莫扎特，有时候是舒伯特，再有便是教堂里的圣乐圣诗了。这是鼓浪屿特有的家庭文化，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林俊卿[3]，六七十年代的殷承宗、陈佐湟、许斐平，将他们一一列记下来，恐怕是很长的名册，而且常常是世代相传。
重踏上殷宅的石阶，推开老客厅的木门：前厅静谧的黑色钢琴，周围轻声细语等待音乐的人，一切仿佛又回到1950年的春天，座无虚席的鼓浪屿毓德女中小礼堂，人们等待九岁的殷承宗登台亮相。
殷承宗，1941年出生于鼓浪屿的一个基督教家庭，与殷承典一样，为父亲二房所生，虽与口中大妈的孩子们同样享受家里还算殷实的生活，在地位上却是延续了旧式封建家庭的尊卑有别。1948年年底，长房一家由上海迁往香港，把上海家中的两台钢琴运到鼓浪屿。殷承宗开始只是用耳朵听姐姐弹琴，几次后竟能把听过的曲调在钢琴上重复出来。由于生母在家中的身份，当时经济情况也十分糟糕，殷承宗若要学琴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时年七岁的殷承宗不仅展露了自己的音乐天赋，也泄露了恐怕是遗传自父辈犹太人血液里的聪明：他靠帮大妈摆放皮鞋获得两块美元的打赏，花一块钱跟一位牧师太太学了一个月的识乐谱，另一块钱则用来买乐谱，开始自己看谱练琴。三个月之后，在一家人的筹划下他登台独奏。据说，“九岁幼童殷承宗钢琴独奏音乐会”非常成功，海报一贴出，三百张门票全部售罄。殷承宗人生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为一家九兄妹赚够了学杂费。每每有媒体采访，殷本人提起当年自己卖艺为全家赚钱的经历依然喜上眉梢。
如今回到老宅的大厅，同样是不大的场子，同样是略微局促的温度。从童年的无知无畏到暮年的安然释怀，如果人们了解60年来时代赋予钢琴家命运的跌宕起伏，就会被这依然如故的私人空间所打动，这里连空气都在依着休止符的节奏呼吸。
红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