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美从不是直接打动我们，落日之所以美，是因为它表达了所有我们失去的东西。[1]
20世纪90年代，拉托维亚作曲家彼得里斯·瓦斯克斯（PeterisVasks）的登场，将此种“失去了的感情”诠释得纠结，而纠结正是末世时代人的真实表情。他坚持用喑哑的色调表达非黑即白的抗争：自由、力量、和谐、希望，这些在当时的拉脱维亚通通不存在。大段或阴郁或温暖的线条覆盖着冲动、危险的信号，乐评人巴里（BarryWitherden）将这些混杂在一起的酸甜苦辣形容为“以昔日悲伤的光泽来表达希望”。20世纪，瓦斯克斯的音乐成为民族精神的有力佐证，比拉脱维亚民族独立革命本身更具煽动性。
1990，美国
1990年5月，随着脱离苏维埃的政治气氛不断升级，看不清前景的焦虑笼罩着整个拉脱维亚。原本波罗的海不起眼的小民族一夜间成为国际大国政治角力的焦点。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一位身在异乡的作曲家对此投以全身心的关注：“朋友和亲人们每时每刻都在给我传递来自祖国的信息，这是我每天唯一关心的事。”他正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拉脱维亚民族音乐发言人的瓦斯克斯。时值瓦斯克斯的首个美国巡演，不久，他的作品《音乐悲歌》（MusicaDolorosa）由洛杉矶橘郡室内乐团进行美国首演。
预言常以“声”先发制人，音乐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承担了“先锋”的责任。1990年，离拉脱维亚的正式独立尚有一年，在“黎明之前最为黑暗的时刻”，瓦斯克斯选择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的聚光灯下不仅仅事关音乐，更是出于作为独立的拉脱维亚民族的存在感。比起急着将音乐与政治撇清关系的音乐家，他恨不能将音乐与民族独立话题压缩成高密度的结合体。瓦斯克斯曾向英国音乐学家基欧（JohnKehoe）亮出代表性的立场：“我认为，一个音乐家能以自己祖国的语言通过声音说话至关重要。对我而言，为一个弱小的、不快乐的，曾经历过如此多不幸，却依然勇敢无畏的国家开口说话才是真正重要的。在我的音乐里，我说拉脱维亚语。与其他众多东欧国家一样，我们的根充满了悲伤、苦难。若用艺术世界的语言来解读，苦痛的历史却可以是更具冲击力的创造，是我们民族更为深情的表达。”
与此同时，代表国际舆论的美国人以极大的热情向正处于政治旋涡的拉脱维亚音乐投以“莫名”的关注与期待：1990年5月19日，《洛杉矶时报》大篇幅刊登了对即将携带作品亮相的瓦斯克斯的电话采访，他们将作曲家的美国处女秀视作政治革命前夕的号角。“在拉脱维亚，作曲家、作家们的创造力已经到了麻痹不觉的状态，他们不能依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工作。如今的状态是，人们依然就‘是否应该独立’左右摇摆，不知应该如何选择，对于身在其中的人而言这太艰难了……一些人被深深地卷入或参与到政治事件中。如果我拥有政治才能，我也希望能加入。我觉得自己唯一能够奉献出来的，只有自己的音乐才能。我很高兴有机会代表祖国走出来，让世界听到拉脱维亚的存在”，瓦斯克斯在采访中说道。
在抵达美国前，瓦斯克斯首先到访德国。他显得十分兴奋，德国令他平生第一次见证了“外面的自由”：琳琅满目的商店里，可以找到任何想要的东西。“而在这里，在美国，人们住在漂亮的风景中，一切都和谐自在，我很吃惊，这里一切都如此美”，他对美国记者说。90年代，这种羡慕无疑令人觉得既好笑又苦闷。
自由，不自由
退回不自由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