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4月13日早晨，赫德离开北京回国。清政府外务部和税务官员、各国驻京公使或公使代表都前往车站送行。车站上，三队身穿簇新制服的清朝军乐队，和赫德乐队一起鼓乐齐鸣。赫德乐队奏起《珍重再见》（AuldLangSyne），最后又与两个中国的军乐队合奏《可爱的家园》（Home，SweetHome）为赫德送行。面对这荣耀的场面，他不无感慨，据称当时“没有一个人能不含着眼泪道别”。赫德走后，他乐队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赫德乐队解散后，乐队成员大都转入了各个新成立的军乐队，仍然学有所用。到1914年，又有京汉铁路局法国人何图召集赫德乐队旧部，并添招新乐手，组成“北京外洋音乐会”（UnionI’hilharmoniquedePekin），该乐队至1919年因经费缺乏而告解散。[8]后来，1922年萧友梅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组织管弦乐队，所聘请的教师和乐手有五六位来自赫德乐队，有的乐手如赵年魁，新中国成立后还在音乐院校从事专业教学工作。这些赫德乐队成员后来在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发展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是赫德组织乐队时无法想象的。
就这样，赫德与他的乐队在中国完成了使命，并在日后延续它的影响，好比一扇窗户，打通了近代中国的音乐道路。在那样一个战乱的年代，也有人说赫德是出于外交和政治目的办这个乐队的，但是如果细细考察赫德与金登干的书信就会发现，赫德乐队的诞生完全是出于赫德本人对于音乐的一种痴迷。他大胆起用中国人作为乐队手，并不惜代价地引入最好的乐器和乐谱，于中国近代音乐实是一种财富。
今天，很少人会追问中国的交响乐是从哪里开始的，但毫无疑问赫德与他乐队已经随着时间融入了中国音乐的历史，之后的嬗变以及更多西方音乐精英元素的进入，足以在中国原本的音乐积淀层上培育出更为多元的结果。有人说，赫德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对外开放史的一个注脚。他是一个英国人，有来自大帝国典型的征服与改造姿态。但是，从1854年到1908年，赫德在中国整整生活了54年，对这块土地也自然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或许有那么一些促使他将某种内在的西方文明投射在中国的身上，并不停地在中国身上找寻自己的归属感。赫德是个很具多面性的人物，尤其体现在其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之中，多数人把这说成是赫德的“业余外交”，但又总有牵强附会、攀附政治话语的嫌疑。抛开政治，我们会在战争年代的文化衍生品上找到对老外赫德更为客观的评价。
时过境迁，那个时代离我们已经相当遥远。现在少有人知道上海的常德路曾被称为赫德路，同时在北京也曾经有过一条“赫德路”；那个原本伫立在上海外滩的雕像也没了踪影，在它曾经站立过的地方依然车水马龙。著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这样评价赫德：“赫德是一个头不大、文雅的年轻人，头脑聪明，有文化敏感。”[9]文化敏感四个字说得极为贴切。
[1] 参见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中华书局，1936。
[2] 20年后，这座铜像被占领上海的日军拆毁。
[3] 参见赵长天：《孤独的外来者——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4] 参见赵长天：《孤独的外来者——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231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5] 参见［法］施阿兰：《使华记》，袁传璋、郑永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6] ［法］施阿兰：《使华记》，袁传璋、郑永慧译，2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7] ［法］施阿兰：《使华记》，袁传璋、郑永慧译，2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8] 参见陶亚兵：《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9] 赵长天：《孤独的外来者——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64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