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录音不是柏林时代的结束，而是漂泊时期的开始，演出本身则成为指挥家与柏林的告别。切利比达克指挥意大利一众广播交响乐团的录音我皆未收藏，对于这段时期只好暂时从缺了。但1957年这份录音亦可揭开一个时代，因为在此之前，指挥家迎来了一个神秘的、彻底改变他的转机。切利比达克曾在意大利举行一场音乐会，原本无论排练，还是他自己的状态都很糟糕，曲目可能也不太喜欢，音乐会现场却出现了奇迹。“奇迹”是切利自己的说法，因为本身无从解释，但他表示自己通过那晚的演出初次领悟了指挥交响乐队的要旨。我很早就知道此事，原以为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的，后来读到指挥家的访谈，说是42岁时的事情。如此反推，正是1954年，人们惯于谈论旧日光辉的结束，其实这一年也是新时代的开始。之后，切利一度移居意大利，同时在北欧开展自己的事业，指挥瑞典广播交响乐团、丹麦国家交响乐团等。
至60年代中后期，指挥家的风格已经完全改变。柏林时代的“外在风貌”基本无存，说是脱胎换骨也不为过。这种变化为他迈向后期的高峰铺平道路，可说是攀登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本身不能被视为一段过渡。
在我听来，指挥家此时的演绎是自然与“不自然”的结合。所谓自然，是指速度控制方面。切利比达克在柏林时期给人的印象是一位火热的、主观情感丰富的指挥家；同时他追求大手笔地运用自由速度，声势与色彩的构造皆有章法，学习德国学派的传统秘宝非常热心。前述《艾格蒙特序曲》与《意大利交响曲》的录音可算佳证。现在，切利的热情似乎减退了，转而追求使音乐得到更为自然、宽广的表现。的确是“宽广的”，速度经常稍慢，可同指挥家后期录音中的“慢”完全不是一回事。单单欣赏此时的录音，在速度方面应该不会有任何奇特的感受。在不知道指挥家是谁的情况下，可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一位优雅的演绎者，气息宽广，很有风度，也能让我们听到许多细节，然而演出整体上的生动性从未被破坏，甚至是从未损失，此人显然真正掌握了自由速度的艺术。
所谓“不自然”，主要是音色。在这方面，切利比达克在柏林时期已经表现出足够鲜明的意见，他学富特文格勒，或者说“德国式”式演绎不是死学，其中最为灵活变通，体现其个人特色的就是对音响的塑造。但彼时指挥家的音响观念仍是从德国学派的审美中蜕变出来，或者说，他是将自己在音色方面的天赋安置在德国学派的背景中。因为指挥家当时仍处在“入”的阶段，仅能做到入山寻宝，将宝贝抓到手里，还能像模像样地使用，这就足够让世人惊奇了。但真正将它们化为自己的东西，仍需大量的实践与大量的时间方可。这个“化”的过程绝不是发明一种个人风格，再将过去所学丢掉，而是深深吃透“德国式”指挥艺术的内部规律（这里的“吃透”比他指挥《艾格蒙特序曲》时又上了一个层面），再将它与自身的条件、观念理解、天赋感受等渐渐融合到一起。如此一来，富特文格勒的观念与手法才最终转化为切利比达克的观念与手法。
这种转化在速度与音色两方面皆有反映。仅是在音色方面，切利比达克后期天马行空的手笔有了显现；速度方面则没有那么明显。指挥家追求一种透明度、一种完美的剔透感，在此基础之上，又锤炼出异常宽广的色彩变化。如果需要的话，乐队也会呈现饱满的合奏，但总体上是醒目的透明与细心把握的平衡效果最为突出。指挥家对细节的刻画也展现出顶尖水平，它与速度中的自然、音响中的“不自然”完美结合在一起。如果说柏林时代的“青年大师”定位尚不明确，那么此时切利的大师地位已经无人可以撼动。
自成一派，曙光初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