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BPO对切利而言仿佛从高峰坠下，掠过地面，直接砸到谷底。错过科隆的机会以后，等待他的固定职位最多是二流乐队，并指挥了许多不入流，甚至临时成军的团体。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指挥家转战北欧诸国，同时在意大利开展了部分事业。人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习惯通过环境来判断自己，这对认识自我实在没有好处。切利的幸运在于两点，首先是不落俗套，他未必做得到宠辱不惊，却很清楚自己的目的还是音乐本身；第二，常言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切利就有这样一位——当初召他去柏林的替森教授。世界为“年轻的切利比达克”欢呼时，替森教授能将他的表现批得一塌糊涂；而当他离开公众视线，偶然重返柏林的时候，教授却表示，“我知道，现在你的路子对了。”
可贵的是，无论高峰低谷，切利都能明白，替森教授才是对的。如此境界，能有几人？所以指挥家才能在漫长的蛰伏中不仅不消沉，反而完成“化”的功课——将先前所学的东西完全化为己用。
切利比达克漂泊时期的录音我收藏得不多。因为我自己是从指挥家后期的演出听起，后来又欣赏了柏林时期的唱片，感觉他所要求的东西，要么是一流团体，要么是底子不错的乐队（斯图加特）经过指挥家的长期训练，否则是不可能得到完美呈现的。而且，指挥家虽然厌恶录音，但听他的演出恰恰对录音效果要求很高。因为切利比达克对于细节太用心了，如果音效跟不上，许多东西就只能听个大概。
DG整理的瑞典广播交响乐团的录音我收藏了一些，因为是DG的正规制作，效果当非海盗版可比。听下来，感到有那么个意思在，却终究比不上后期录音那样完整地呈现出“切利神韵”。现在看来，这完全是我听他的录音“顺序颠倒”的缘故。如果按着录音时间的先后来听，就很容易会明白，正是先有了“那个意思”，后来方有“切利神韵”的出现。漂泊时期的切利比达克，其艺术风格究竟是怎样？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过程？我手头的资料虽然不多，但就数款录音来观察，也能看个大概。
1957年，切利重返柏林，在庆祝替森教授70岁生日的音乐会上指挥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演出教授本人所作的《哈姆雷特组曲》，留下现场录音。这正是替森教授指出他的风格有所改观的时候。此时切利比达克离开柏林仅有数年，风格并无焕然一新之感，但处理这套冷门作品时，演出的艺术魅力能够紧紧抓住听者。这套组曲包括，《前奏曲》、《奥菲丽亚之死》与《死亡进行曲》三首。替森的作曲风格比较传统，基本是晚期浪漫派的路子，也不求管弦乐法的宏大，而是追求音乐戏剧的效果（并非剧情，而是刻画人物、氛围）。切利不再指挥柏林爱乐，但演奏中的音乐表现力同柏林时代的顶峰水平相比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指挥家使乐队不同部分的音响呈现一种高度的集中，弦乐带着磁性的声音能把人吸住，许多心理描绘的效果好像通了电一般；色彩依旧丰富，又完全是依照作品的情感来布置音色，刻画甚妙。切利比达克反感歌剧，处理“音乐戏剧”的内容却那么得心应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