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用“精雕细琢”来形容富特文格勒的指挥风格，大概是他们没有看过他的排练。总之富特文格勒的指挥，在“成品”阶段确实不会给人这样的印象，正相反，它显得浑然天成，充沛而又激**，仿佛是即时从肺腑中流出。我并不怀疑，在富特文格勒所留出的余地中，现场的灵感占有相当的分量；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发现在很大程度上，那种起承转合的走向其实在排练过程中就已经定了型。这会有损于富特文格勒的伟大吗？不可能，正好相反，指挥家这番先期准备如果未经知情者点出，基本是听不出任何雕琢痕迹的，所以真相暴露后，我们也只能惊叹他是属于另一层面的乐队超技大师。
富特文格勒之所以能够“用夸张的渐快或渐慢而不至于瓦解乐章的结构”，应该是根植于几方面的原因：单独来看，大师无论加速还是放慢速度，效果皆是非常夸张的，但二者相合，则恰好构成一种互补，这是“自由速度”本身所决定的。自由速度（Rubato）的原意是偷窃，正如巴伦博伊姆所指出的，当你拿了东西之后，你必须归还。从音乐上讲，一旦在某处放慢速度以求得更大的表现力，就一定要在别的地方归还（反之亦然）。真正的自由速度不是没有限制，而是“速度上的涨落起伏与灵活多变必须与严格的节拍相关联”。巴氏发现许多指挥家习惯于放慢速度以突出更多的表情，却没有想过要加快速度；当然了，富特文格勒始终是运用自由速度的一代宗师。
巴氏在研究富特文格勒的手稿时发现，指挥家有一套适用于他自己的表情术语。他会在“渐强”开始的地方有整个心理上、结构上，甚至是整段乐曲的准备。这个“准备”当然不能被听出来，而仅能由巴伦博伊姆这样的富特文格勒研究专家、兼杰出指挥家来为我们解密。巴氏的研究实可谓透彻，他在自己的书中对于富特文格勒的集中论述虽然篇幅不长[1]，却微言大义，使读者收获不少。他指出了富特文格勒的自由速度既非兴之所致，也非刻意求工地突出某些抒情，或戏剧性的片段，而是“一种在乐曲结构意义上的强调手法，他能够将理智与感情高度集中，并将其传达给乐队”。这正是富特文格勒的大起大落不会瓦解乐章结构最根本的原因。
但是……客观地说，任何运用自由速度的大师，无论指挥家中的瓦尔特、伯姆，还是钢琴家中的埃德温·菲舍尔、阿劳，都有这样的本事。富特文格勒之所以成为一个持久的话题，可能还是因为他手中音乐表现的强度太过于“震撼性”，总有一种别样的东西在其中。巴伦博伊姆虽然在“富特文格勒学”中耗了大半生，仍有不少难解之处，他分析大师的自由速度的结论是为警句，以独特的视角谈了指挥的境界：“（对于富特文格勒的自由速度）我至今仍不明白这其中多少是出自于他理性思考的，多少是出自于他主观的感受。有时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令人感到他达到了这样理想的境界——用心来想，而用头脑来感觉。”
如果想要了解前述这许许多多的美妙，我会推荐你去听富特文格勒指挥舒伯特《第九交响曲》的唱片（最好是战时录音或DG的商业录音）。以第一乐章为例，有时渐快与渐强的效果仿佛有千钧之力，却从未打破演奏的灵活性。在中间两个乐章，音乐的结构相当复杂，作品却需要通过最自然的方式来呈现。演绎者唯有凭借细致的速度变化才能发掘原作别致的韵味。听过富特文格勒的录音后，我想，如果那样一系列变化效果中存在预先的设计，大概也只有巴氏所谓的理想境界才能解释了。
讲着讲着，我似乎将凯瑟先生给忘了。不过他后来所谈的，大师在战时录音中的表现实在是大题目，我想无论是单独展开，还是发展为战时录音与战后演绎的比较，都需要另开几篇文章方可，所以干脆略过不谈罢。
凯瑟在那番谈话的结尾，为关注富特文格勒指挥艺术的人推荐了一些唱片，对此我想做些补充。对于从未接触过大师录音遗产的人，从贝多芬与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入手的确很合适。但不知凯瑟为什么跳过了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指挥家1951年与北德广播交响乐团，及1952年指挥柏林爱乐演出该作的录音都是精华所在。除此之外，协奏曲的录音也绝对不宜错过，富特文格勒是一位指挥协奏曲的超级大师。首先要推荐的，是他与埃德温·菲舍尔合作的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以及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这些演绎的美妙很难用语言来表明；要明白指挥家如何将乐队与独奏融合为一个整体，可以听听战时录音中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独奏者埃立克·罗恩无甚名气，指挥与独奏却在这样的整体中缔造了经典。
舒伯特《第九交响曲》当然是不能少的，但最好也不要漏掉《第八交响曲》，在我看来，大师在1952年指挥柏林爱乐的录音是必备的珍宝。在歌剧方面，我首先会推荐莫扎特，1950年与1954年的两版《唐璜》，还有1951年的《魔笛》，均为交响化的演绎，同时在表达作品的深刻性方面成为不朽的丰碑。1953年的《费加罗的婚礼》没有用意大利语，而是改用德语演唱，略有遗憾。这些录音都取自萨尔茨堡的现场演出，效果一般，歌唱家阵容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奢华。
在管弦乐作品中，还有一些是少不了的，包括舒曼《第四交响曲》，还有布鲁克纳的最后三首交响曲，尤其是1944年演出的“第九”。欣赏富特文格勒指挥巴赫的《第三号乐队组曲》是一种有趣的体验，且不说目前本真演奏大行其道，如果我们将富特文格勒与卡拉扬指挥该作中著名的《咏叹调》的录音比较一下（都是柏林爱乐演奏），会发现就弦乐组弱奏的功力而言，卡拉扬已经全面超越了他的前任；但是，富特文格勒手中的音乐表现还是让我一遍一遍地品味那款音效差劲的古董（说差劲是与卡拉扬的绝世美声相比，同时，卡拉扬那款录音也是很有品位的）。
如果想了解一下，富特文格勒在他的核心领域（德奥古典与浪漫主义）之外表现如何，首先可以听听他指挥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的录音。然后，就试试弗朗克的《D小调交响曲》好了，且看阿劳所说：“经他（富特文格勒）一点，什么都变成金子”是否言过其实。此刻我也特别想推荐另外一款录音，那就是富特文格勒与费舍尔-迪斯考合作为EMI灌录的、马勒的《旅行者之歌》。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得知了费舍尔-迪斯考去世的消息、重听两位大师合作的录音大概是最好的纪念罢，对我而言，这款录音从来就是不可替代的。当然我最宝贵的珍藏还是他们合作的《马太受难曲》。
行文至此，的确该告一段落了。对于这样一位说不尽的人物，以后当会另开几篇。末了我想谈一点自己的欣赏经历。阿巴多接管柏林爱乐之后，为DG灌录的那套勃拉姆斯交响曲全集一直是我所激赏的唱片，有一次我听其中的《第四交响曲》感到非常美妙。阿巴多的解读端正而不刻板，第一乐章的主题出现时，不仅音乐的品位无可挑剔，唱片的录音也是一流；当我出神地品味不断变化的管弦乐法的细节时，突然想到在这样顶尖的“演录俱佳”面前，富特文格勒那种“模模糊糊”的历史效果真的还能征服我吗？当我把指挥家1948年与柏林爱乐合作，现场演出《第四交响曲》的唱片放进去，大约十多秒后，还是不能不感叹：到底是……富特文格勒。
[1] 参见[以]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生活在音乐中》，朱贤杰译，57～62页，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