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关系着作品的整体形态，为演绎中的自由设定了框架。如果不加控制地表现，甚至夸大某一时刻的灵感，很可能造成速度起伏失去章法的危机。这样一来，哪怕细节怎样醒目，整体的说服力也势必要受损。可若是因此而忽视“伟大灵感的真正的重要性”，就成为胶柱鼓瑟，这样的演奏即便很难挑出毛病来，也注定是不耐听的。对于这两方面的认识不是富特文格勒的专利，正相反，这是所有杰出指挥家同时在面对的问题。无论舒里希特，还是哈农库特，现代乐队或是本真演奏，任何的杰作都建立在这两方面的平衡之上。
指挥家们就是在持续地“搞平衡”。到了20世纪后半叶，有观点认为个性突出的指挥越来越少，但时至今日，我实在发现几位大师的平衡都搞得很不错。以哈农库特与加德纳为例，他们会为自己设定一个范围（姑且称之为本真），而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展现的音乐内容无论怎么看都是经得起推敲的。至于其他人，如阿巴多、海廷克、布列兹等也都在各自的范围内大显身手。
问题在于，某些人的艺术个性，或者说灵感到达了天体单位的量级，譬如富特文格勒、布鲁诺·瓦尔特、门格尔伯格、克伦佩勒他们。瓦尔特也经历过冲动的年代，可到了晚期录音中，瞬间的灵感潜入了整体；我们听到自然、得体的诠释，歌唱性妙不可言；这样的演出是平易近人的，从不缺少自发性，但指挥家也不会在某一瞬间完全沉浸于灵感的表达。当我欣赏晚年的克伦佩勒雕琢他的纪念碑时，也总有同样的感觉。
相对于这两位伟大的同行，富特文格勒天不假年，未能迎来他的立体声时代，也使我们失去了欣赏“八十多岁的富特文格勒”的机会。就那些单声道录音而言，指挥家在不同时期也经历了风格的变化，但至少有一样是不变的，那就是某一瞬间的灵感必须融入整体当中，同时，也需要得到充分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锐利地”呈现。虽然富特文格勒的性格常被描述为犹豫不定，但是面对一部作品时，诚如凯瑟所言，他始终是非常坚定的。关于结构、关于灵感，指挥家哪一边都不忽略，更重要的是哪一边都不妥协，从而进入到他独特的音乐意境中。
我绝对无意将门格尔伯格当成一个“反面教材”，仅是他的录音有时让我感到灵感与结构的冲突没有得到很好的平衡，在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与马勒的音乐中，指挥家不顾一切的狂热（同时又是技巧派）以及情感深度（马勒“第五”的小柔板）都令人着迷；然而在柴科夫斯基的某些作品中，他的速度变化……那种“换挡”的感觉有时太明显了。从欣赏的角度来看，哪怕指挥家此时感受到什么，也很难让我认同这样的效果是出于音乐发展的需要。就速度与力度的起伏来说，富特文格勒的大手笔是著名不过的，它们的效果如此惊人，却从未使我感到有什么不自然的东西在其中。正相反，“潮涨潮落”之间总是呈现一种顺乎自然的发展。指挥家怎样达到这样的效果，结论似乎莫衷一是，而推崇富特文格勒的后辈指挥家发出“即当如此（演绎）”的赞叹，很大程度也是由此而来罢。
“在音响之流中准确地洞悉一切”……富特文格勒确实不会特别给人留下精雕细琢的印象，他那个年代的技巧派，如斯托科夫斯基，或是门格尔伯格在音响细节中都有苦心经营之处，富特文格勒却没有，至少，绝不将任何的“经营”放在面上，哪怕他的音响已快达到感人，或骇人的极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