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不熟悉《第九交响曲》的时候，一度认为其中对于欢乐的歌颂，以及“亿万生民，互相拥抱”的思想实在太过于乌托邦化。当然，音乐使之具备了充分的说服力，并极为感人，但归根到底，还是太过于乌托邦化。然而，对于《第九交响曲》和早几年问世的《庄严弥撒》有深入一些了解后，这些理念就变得十分自然：首先，熟悉了《合唱交响曲》的唱词部分，我们会发现贝多芬理想中的普适欢乐是建筑在基督教的信仰基础之上，这样，“成为弟兄姐妹”也就变得顺理成章。其次，却是更为重要的，就是《庄严弥撒》已经先一步完成了。这同样是一个需要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才能明白的问题，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重要准则，那就是人必须先确保自己与上帝有美好的关系，然后才能与他人建立美好的关系。当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就不难理解贝多芬晚年这两大力作为何以如此的顺序诞生。
在作曲家的两处笔墨之间
贝多芬在《庄严弥撒》中亲笔写下两段警句式的题词，第一段非常有名，就是作曲家在总谱开头题写的：“来自心灵—愿它又到—心灵中去。”多么精炼而又感人的归纳，这行文字显然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我曾见到它被引用多次。可我们是否应当考虑一下，作曲家为何将这样的字句题写在《庄严弥撒》的开头？单从字面上看，这段话带有一种普适性：适用于贝多芬全部的晚期杰作，这些作品有哪一部不是从心灵中来？听者想从中得到真正的享受，除了让音乐回到“心灵中去”，难道还有其他方法？
我想贝多芬对此是很清楚的，他如此写，除了非常重视这部作品之外，很明显是从作品本身的体裁出发，希望承载着福音真理的音乐能够再次进入听者的心灵。这是有据可考的：贝多芬本人在信中明确表示，他的主要意图是“能够唤醒歌唱的人与听到歌唱的人的宗教感情，并使它能持久下去”。换言之，《庄严弥撒》起首这段题词是无法用于贝多芬晚期奏鸣曲或四重奏中的任何一首的（除了Op.132，他献给上帝的一首感恩颂歌）。行文至此，读者是否会怀疑，这是我们常常听到那位贝多芬吗？我有时就会思想，人们究竟面对着多少个贝多芬呢？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从课本上、种种书本上已经看到了许多的贝多芬；想想自己中学的走廊上是否悬挂着作曲家的画像，下面写着他的名言呢？我们或许都熟悉“扼住命运的咽喉”的贝多芬——耳聋的作曲家，经典的“自强不息”的题材；怀抱共和理想的贝多芬——准备将《第三交响曲》献给拿破仑，又在拿破仑称帝后抹去原题；在贵族面前故意表现出粗鲁的贝多芬，或是书写“永恒的爱人”，却在无意间设下重重迷团的贝多芬。然而，“虔诚的基督徒贝多芬”的形象似乎并不那么清晰。
不同书籍的作者有不同的立场，但是，就音乐本身而言，的确没有哪位作曲家能将“人”的形象塑造得如此有力。《第三交响曲》是真正的、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又有哪部作品能将个人意志与命运的苦斗、内心的反思，以及横扫一切的胜利描绘得比《第五交响曲》更加激动人心？某些作品，即便它们的“体积”没有那么大，也传递出相似的信息，例如，第21号和第23号钢琴奏鸣曲（“华尔斯坦”与“热情”）。人的力量似乎太强大了，不仅在于那些摧枯拉朽的作品，也在于许多柔和的慢乐章，贝多芬似乎在表明，人性的光辉一经释放，足以摧毁众多的阻碍，抚慰内心的伤痛，胜过生命中的艰难。即便是悲剧性的例子，如《克利奥兰序曲》中，作曲家又何曾投下“人是弱者”的阴影？与这些作品相比，《庄严弥撒》很晚才问世，贝多芬之前的宗教音乐数量不多，也没有取得《庄严弥撒》那样的影响。
对于作曲家晚年的变化，傅雷先生理解为，贝多芬的一生虽然都在奋斗，最终依旧发现，人还是十分渺小的，于是才进入那般超脱的意境。这是值得关注的说法，然而，贝多芬却未必是到那时才由于正确的自我认识而信靠耶稣。相对而言（同得救的结果相比），一个人何时成为基督徒或许不是那么的重要，仅是从贝多芬的创作道路看来，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挣扎”、一种“平衡”相当明显地投射在他的音乐中。
作曲家32岁时就面对重大的灾难——听觉问题，从而写下他著名的遗嘱。我们不必探讨作曲家何时明白自己应该归向耶稣，仅观察他的作品，《命运交响曲》是人的意志必能“扼住命运的咽喉”的宣告吗？也许，但紧随其后的《田园交响曲》却成为感恩的礼赞，作曲家在其中感叹上帝的创造之美，也表明了自己内心的反思。末了，他明确写下“暴风雨后的欣喜与感谢”（第五乐章的标题）。
在英雄主义的不朽颂歌《第三交响曲》问世前不久，贝多芬完成了清唱剧《橄榄山上的基督》，以及根据宗教诗歌而谱写的《杰雷特的六首歌曲》Op.48。同样在《命运交响曲》问世前一年，贝多芬完成了他的《C大调弥撒曲》Op.86，该作长时间处于《庄严弥撒》的阴影之下，但人们早已认识到它是一部杰作。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或许体现出他内心世界的“微妙平衡”，第一乐章篇幅宽阔，音乐浩浩****；其后的慢乐章，根据作品首演者、作曲家的学生车尔尼回忆，贝多芬在创作时想到了赞美诗。德国音乐学家克雷奇玛尔也表示，这一乐章使他联想起《庄严弥撒》中的《降福经》部分。
从贝多芬晚年的一些私人记录看来，作曲家已经完全明白，上帝安排他遇到种种不幸乃是以奇妙的方式让他得益处，得到神所看重的福分。同时作曲家也已经明白，基督徒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是孩子和父亲的关系，所以无论上帝安排怎样的景况，也尽可信靠并交托于那唯一的主。有时环境似乎可怕，但奇妙的事依旧会发生。就在贝多芬开始用对话簿与人交流的那一年（1816年），作曲家步入了他奇妙的晚期创作阶段。
耶稣在世时告诉他的门徒，在世上他们将遇见许多艰难。然而，主耶稣必不撇下他们，只要基督徒倚靠主来持守自己对主的信心，他们的苦难最终必成为荣耀上帝的见证；同时耶稣还给信徒一个应许：万事必互相效力，使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这“互相效力”正体现出上帝的智慧，是人类的理智无法揣度的。
涅高兹谈到贝多芬的晚期作品（他是针对钢琴奏鸣曲）时表示，失去听觉看似为音乐家的灭顶之灾，其实反倒帮了这位作曲家的忙，因为他只能听到自己想象中的声音，从而带来前所未有的开拓。有时我欣赏贝多芬中、后期的创作，也就是他从耳疾恶化到彻底失聪时所写下的音乐，感到自己就在面对那个应许的完全应验。人们不能不惊叹这样的见证是何等辉煌！所幸贝多芬还亲笔将其写了下来，也就是《庄严弥撒》中，作曲家的第二处题词：“上帝在万物之上，上帝从来没有抛弃我。”贝多芬当然是伟大的作曲家，但此时他更是一个勇于证明神的伟大的人。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容易进入《庄严弥撒》的音乐意境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