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类似大师课的场景中，切利比达克坐在一旁，身后有一些观众；另一边是四位提琴手，演奏勃拉姆斯《A小调弦乐四重奏》的片段。指挥家打断了年轻的第一小提琴，提出意见，然后演奏继续，片刻之后又打断了。如此重复许多、许多次，他有时说哪里不好，有时指出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其间又顺口说了一句：克里斯蒂安（那位第一小提琴手），我总有一天要杀了你（引发观众的一片笑声）。
——以上这个场景是有关指挥家的纪录片，《随性自然——切利比达克的音乐哲学》的开头。
十分凑巧，切利比达克与索尔蒂生于同一年，今年是他们二位的百年诞辰。那么，写完了“索尔蒂百年纪念”接着写“切利比达克百年纪念”吗？虽然我感到应当为自己景仰的两位大师写一点纪念文字，但说起来，我还真不知该如何动笔写切利比达克的纪念文比较好。与索尔蒂不同，切利比达克是我最热爱的那么二到三位指挥大师中的一位，然而，谈论他总让我感到非常困难。无论是关乎整体风格，还是单张唱片的演绎都很困难。为此人贴上一两个标签是很方便的，但我越接触他的指挥艺术就越感到，那种演绎之奇妙境界在于两个方面：首先，不同的作品、不同的演出都有各自的妙想，以标签式的“切利风格”去套其实是不可能的；其次，我认为更加重要的，就是“奇正相生”。
个人风格极为特别的指挥家不多，真正做到“奇正相生”之人又仅是其中的极少数。实在很难形容这种妙境，只能说许多时候，“个人特色”鲜明的演出让我领略到其动人之处，却未必能令我沉浸其中，跟着它的路子重新认识一部作品。因为“重新认识”关系到全局，而细节中的奇思妙想仅是局部，哪怕是一些闪光点。与之相对的，切利比达克的演出每每将我完全拖进它的世界，也就是说，无论外部的细节多么精美、多么古怪、多么骇人、多么颠覆传统，更为重要的始终是整体上“新的认识”从细节中升起，高居细节之上，它折服了我。
但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写纪念文章，因为要系统而非笼统地谈他的风格，我还做不到，只能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了。
乍听之下，切利比达克是非常注重细节的指挥，可当我们深入欣赏他的指挥艺术，会发现光辉永远在于整体——细节的塑造似乎已到达迷人的极限，但整体效果永远更胜一筹。我们若仅关注“切利比达克风格”的某些特点，譬如“慢速”，譬如“细节的用心”，整体构想的魅力就容易被忽略。速度与细节的奇特不用被夸大，因为它们本身已经足够奇特，足够颠覆“现代”加“本真”的一切演绎传统。指挥家的用意却并非“奇巧”，哪怕细节已经让我目瞪口呆，整体却永远是自然的、流畅的，正如在富特文格勒手中，灵光乍现的变化与音乐整体形象之雄浑完美的联姻。
按照常理来说，关注细节容易导致琐碎，一些技术派大师力求在精短的时间内的充分表达，这方面，托斯卡尼尼是后世师表；德奥学派的名家往往不露追求技巧的痕迹，却能将细节与整体协调在自然、大气的品格当中，如富特文格勒、瓦尔特、伯姆、约胡姆；还有一些人，会追求细节的放大、玩味，在流畅性方面则是铤而走险，以某种独特风格作为弥补，此刻我想到的是朱里尼在DG录的马勒“第九”。
切利比达克则是要将两个极端统一起来，一方面，细节的放大已足够将演出的流畅性彻底摧毁；但另一方面，演奏又必须是流畅而充满自发性的，仅是在一种宽广的速度中体现。大师凭借自己的音乐观念、训练乐队的能力、超人的意志力，以及无穷的耐心终于做到了这一点。虽然指挥家深深反感托斯卡尼尼的风格，但至少在以下这方面，他与托氏走了同样的路：在后期录音中，他的两支亲兵实在是做到了“奏不出来也得奏出来”。
我不是德国人，我是柏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