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离开我的家乡，先生……不是有我母舅在那里，我母亲是不会放心我去的。我走时费了不少的事，凑到二百元钱……”
“幸是你家中还来得及。……”我虽然这么说着，可是正在想像中的绘出一幅这青年游子临行时与那两位孤苦的女人在门前泣别的图画。
“唉！现在什么都不容易换出钱来，米价又那么便宜……可是二百元到上船时便只余下不到六元了！……”
“江苏到上海路不远，做什么花费去？”我疑惑地问他。
他见我颇为关切，便把在上海时托人办护照花去一百数十元的事详细地对我说了。原来他是头一次到上海，又没有一个可靠的熟人，护照怎么办法，他毫无所知。不知如何转托人说是得往南京去办，于是那代办人的种种费用都有了：路费，衙门中的花销，吃饭，汽车……及至护照到手，这青年的学生却把由家乡带去的钱用去多半。这无疑是上海流氓的生意经之一。本来护照由上海市政府可办，何须一定往南京去；更哪里有如此高价的护照费。我听完后不禁再追问一句：
“那时你到环球学生会去托他们办也不致如此吃亏。”
“我不知道这个会，因为我对于那么大的上海是毫无所知呀。……”
他紧接着把眉头皱起，声音也低了好多，“以外便是旅馆费，买船票，做一身白色粗哔叽的学生服……好歹能够到新加坡吧。上船后……现在还剩下五元与几只角子。”
“过了香港再有两天便到了，船上不用花钱，你尽管放心！”我只得这么安慰他了。
“但是……明天一早到香港，我听沈先生说，可以发电报去，到南洋时有人接。我也记起来了，从上海走时并没给我母舅一封信，——其实写信也来不及，他不知道我哪天准到，坐什么船。先生，在上海我已经是什么不懂，外国人的地方——新加坡，如果我母舅不来接我，英国字我只认得几个，广东话讲不来，而且我母舅教书的学校是在新加坡市外的芙蓉，听说还得坐两点钟的火车。……这不是困难的事！我下了船一个人不认得，一句话弄不清，没有钱……所以我母舅不来接我，我真是一点法子也想不出来！……地址我这里有，据沈先生说，打一个电报去得合四元多的大洋，下船时又得给外国茶房几元，我愁得很，哪里想到！以为上船后便用不着什么钱了。”
“是不是要往巴达维亚去的沈先生？”
“是呀，我与他住在一个房舱里。”
沈先生是一位四十多岁的教育家，他曾在江苏与别省的中学有十几年以上的教学经验。这次也是由新加坡上岸转换往荷属南洋的华侨学校任职。从他的沉静的态度与恳挚的言谈上，我便知道他是个良好的教师。在头一天我同他谈过一小时，所以这位青年学生提到他我便知道了。
“出门的人钱是一时也不能缺少的，何况你这次的出门太不容易！……好吧，我上船时还有几块现洋，本来预备在香港或有用处，这一会我下去取来送你，可以够打电报的费用。都是为客的人，能够相助的，你也不必客气了。”
“先生！”他的眼睛里泛出感动的光彩来，“谢谢你！我什么不说了……请你给我一个地址。”
他从衣袋中掏出笔记本来要我写。
“不，我到欧洲去还没有一定的住址哩。”
他又要我把家中的地址给他，我写好，他把笔记本慎重地装入袋中，接着问我往欧洲去的目的，同行的人数等等话，无论如何，他现在觉着快慰得多了。
回到舱里取了一张五元的钞票，——这是我上船时除掉把钱兑换成汇票外的零余。——重到吸烟室中送与他，他诚恳地接了，只说：“日后总得兑还先生！”
这时已经快十一点了，室中人渐渐散去，这位学生也回到他自己住的房间中与沈先生商量明天打电报的事。
与这位初次尝试到流浪于旅途上的青年谈过了“一夕话”之后，我在甲板上靠着船舷，静谧中引起我的回忆与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