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处？……先生，你会说笑话吧。讲起苦来，我真受过，当时倒不觉怎么样。……”
接着他告诉我他离俄国时偷过边境的危险的故事。
在某一个人生的定型中，他的思想与行为便处处受了他自己的意识支配，这是谁也不能避免的。像我们这位体格瘦小而富有硬性的青年，那时候，他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在那个国度里，逢着那种希有的变局，却能历尽苦辛从西伯利亚的险地偷跑回国内来。无论如何，那点勇气是值得赞美的。固然，他自幼小时受的教育，以及环境的关系，与有新知识的青年不同。然而凭他那份勤劳，勇气，什么难关他也可打得过。
他说：
“我们这一群中年纪大些的有的是在俄国革命前去过。有的是从俄国革命的纷乱中逃回来。我呢，你猜……倒数上去十三年，我十六岁，方从小学出来，便随着一个乡下亲戚到莫斯科去。算一算看，那不就是老毛子[4]的穷党已经得势了的时候吗？”
“对”，我问他：“怎么那个时候去？也做买卖？”
“你不知道，我父亲住在莫斯科多年了，开一个小店铺，生意比以前差得多，可是穷党还许中国人做小买卖。家里人挂念他，他也没法回来，那里人手少，我便不顾一切，凑了一份盘费同别人去。一句俄国话不会说，幸亏同去的那位以前是去过的。……就这样，一住四年，我父亲看我与老毛子混的熟了，话讲得来，得了一个机会他先回国。我呢，年轻什么不顾虑，买卖也能有点好处，便与一位伙计住下去，想在那继续我父亲的事业。其实只知道老毛子改革得和以前全反了，说是共产，别的都不懂。好在像我家那点小生意，人家还准许。……我只知道同他们的小商人，干活的人有来往，也听点穷党革命的新闻，至于他们的法律与对一切的计划，先生，你想我哪里来的工夫去作详细的研究。”
“就这么过下去，不瞒你说，那时也有一位老毛子的姑娘同我要好，人心是一样的热，我不亏待她，她也有心同我回中国来，可是没想到的事——为了中东路，奉天的军队与老毛子干起来了。”
“这一来像我们这般中国的小商人与工人都不好办了，直截地说，加入穷党的自有人家的办法，我们便被老毛子下了大狱。本来很对，东三省不是拘了好多的穷党吗？两国既然抓破脸，没别的可说。……”
“那么你在狱里过了多少日子？”我看这位秘书先生在灯光下谈起往事来，脸上分外显得光亮，便知道他是何等的激动了。
“惭愧！我幸而没给他们押了去。……不可缺的是朋友，外国人好心眼的并不少。就在那一个月里……那一天，恰好是礼拜五的晚上，穷党就预备这一夜里拿人。中国的，像咱这些老实人，以前只晓得中俄打起来，火车不通。走？走得了！中国使馆里大人们早早跑了，谁也不知主何吉凶，听天吧！就这么混下去，幸而有个做工的老毛子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嘱咐我风声不好，这夜里到他住的地方去。……好不容易，居然藏了若干日子。店铺不用说被他们查过了，许多许多的中国人押在狱里，直到《伯力和约》定了才能自由出来。货物早完了，什么买卖也不想做了，混了几年，剩下了将近一千元的美金。……俄国钱一出他们的国境便是废纸，好容易偷换成美金，想带回家乡。……先生，那时我不回家又怎么办！嗳！没法子，那位年轻的俄国姑娘我对不起她！就是一个人往外走已经吃尽苦头了。”
“不错，当时从德国使馆里弄到一张护照（那时中国是托德国使馆代理华侨事务的），这不过证明是中国人罢了，可以在老毛子的国里走走，想出他们的国境却没效力。而且一个钱带不出来，即使能离开俄国，向哪里去讨饭？住在莫斯科又怎么办？……”
“后来我同那一位曾押过大狱的伙友，还有别的几个中国人，借护照的力量，好歹到了海参崴。自然先吃过一些苦头，可是再往前走便是难关，车票买不出来，检查又十分严密，到了绝地，我们便不能不去‘拉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