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巧我住的房舱与他们的两个房间极近，每当午睡后或就寝之前，我常常过去喝他们带的中国茶。茶叶自然带着，就是藤子茶壶囤也是从大网篮中取出来的。有时候他们自己向厨房里提开水，把清茶泡酽了，我每次喝便尽两大玻璃杯，比起那饭后的黑咖啡与冷饮来实在够味！因此，我才明白带网篮的好处。因为人多，他们从香港携来不少的水果，一例地让我吃。你们想：在那二十六七天的航行中遇到这些朴厚，勇敢，勤劳而且有趣的老乡，我一道上真减少了许多愁烦。
谈起来，他们与我的故乡还是相距不远的邻县。他们不但是同县而且多住在一个屯[3]里，不只多在一个屯里，又多是同姓，同族，惟有一位王姓，一位刘姓是例外。他们去的地方是荷兰的亚姆司脱丹。去的目的要往那边去推销山东茧绸与烟台女工手制的花边及桌布一类土产品。荷兰，他们都没曾去过，文字，言语亦不懂，——虽然他们的每一位都到过很远的地方，每一位都会说一两种外国的应用话。惟有往这陌生的地方去还是第一次。不错，由烟台领的护照，在香港找各国的领事签了字，还有通济隆的介绍信，但在船上，他们不懂英德的言文，以及到意大利上岸后的行程，怎样坐车换车与行李的运输，都十分茫然。他们单凭了以前在日本，在南洋，在南美洲，在革命前的俄罗斯的行商经验；凭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热心；——总之，是凭着他们的勇气与冒险的精神，便走上了往欧洲大陆的旅程。
没有人招呼，没有人引导，更没有西洋商人的知识。“闯去，怕什么！咱们哪个没走路碰回钉子，没吃过苦头？有的还是从死里逃生，无非是不会说那英国话罢了，谁管这一回事！……先生，出惯了门，在屯里呆上两年不知怎的不受用。不差，有耕地地里也还打得出粮米，安安稳稳，这乡下日子咱们还不至于饿死。谁晓得是什么脾气？老想着向外跑，只要组织起来东伙来，哪怕走到天边，不缩头，不管远不远，更想不到那些困难！……”这是他们坚决的壮语。
这群中的老头领与青年的秘书对我常说这一类话，别位呢，有时也少少谈到。看他们的态度老是很平淡地，绝不在乎，也不计较什么。与同舱其他的中国客人们相比，这自然是另一群了。
只有两位的年纪约四十七八岁，别人，平均年龄不过三十左右。
以前他们所到的地方，日本，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算是最近的，有两位曾去过南美洲——阿根廷，有六七位都在俄罗斯住过几年；虽当俄国革命以后，他们还在那种情势下努力挣扎着。有人则直等到中俄打完仗后方重回故乡。知道在那个国度里不容易再干他们的老交易，才另打主意，开辟他们的新路线。他们的头领在俄国革命前曾住过八年，就是那位青年秘书从十六岁去找他的父亲，也有四年以上的俄国生活的经验。
晚饭后，一天的烦热减轻了。坐在甲板的躺椅上，一面听着船侧的波浪，一面同他们闲谈，往往到半夜后方回舱睡觉。他们的热情与勤奋，他们的冒险与苦楚的遭遇，比读有趣的小说还动人，自然，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了一切去寻求运命，抱了北方人“下关东”一样的决心，情愿到生疏辽远的外国地方找罪受。为利，一点也不错，但这样勇敢辛勤的小商人，能打开多少难关，等于手提，肩负，在那些关税高重情形陌生的帝国主义者的领土中挣回一份血汗钱来，我们的官吏，学生，考察者，游历家，很随意地往外国去，比较之下难易如何呢！
那位青年的秘书先生尤其同我说得来，他常常述说他自己不能继续读书的惭愧，又对我是那样的客气，“像你们懂得外国的事情比我们多，又能知道人家的文字，什么事情不明白。我何尝不想多念书，可是做的这行生意便没法子。……”
“你以为多念两本书便有用吗？”
“哈哈，那还用说。像你们……做事容易，又明白道理。”
显然，他所谓做事是说的干差事，做官。我淡淡地笑道：
“你知道多念两本书的人的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