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过着单调生活，真希望能有谈天的对手。可惜咱们的知识分子，不大有谈天的本领。千篇一律的学校生活，政治经济的一般评论，或是学理主义的模糊之影响谈，你与他们谈，不过几十句话，你可以明白那一套的范畴。我一点不敢说：“人三句话不离本行”是偏狭，是囿于所习，其实我是包在这样的范畴中的一个。几乎除了自己所习，所略略懂得那一点的“学问”——就是大量地说“学问”吧——渣滓之外，从哪里能够找点“有味儿”的谈天资料。
并不稀奇，一个人为生活的力量与识域限定，更无好方法可以使他的谈话有多方的趣味，尤其是终天混在都会中的知识分子。
同等舱的西洋人中有天主教的神父，有娇娆的摩登女子，有在大英殖民地办事的小官员，有到南洋印度去的商人。中国人多是所谓知识分子，但自从由香港上来了九位老乡之后，因为言谈与地域的关系与他们容易接近，于是在难找“有味儿”的谈天对手的沉闷中我觉得十分快乐。
当我由香港的岸上回船之后，很惊奇地发现了同等舱中新添出九位“山东大汉”。每每人家提到这四个字，听的人心目中便立刻想到山东人是粗野，有气力，高个子，说起话来声音笨，甚至于喝烧刀，吃大葱，与江南人的伶巧，温柔，漂亮，秀气成了反比。于是演绎之后，便将“老戆”两个字送与他们了。不会错，这个诨号送与大多数的“山东大汉”倒也合适，而且无论在形体与性情两方，甚至于吃喝的嗜好上都对。但他们也有他们的“戆”的用处。……看他们的行李：柳条包，真正道地国货的小牛皮提箱，巨大的竹网篮，这不合于北平话“干吗呀？”如果是随了这条大邮船到欧洲去的，还用得到网篮一类的国货行装？他们的衣服呢，不错，也穿西装，——不甚合式的西装，种种颜色的领带，有的软领歪了，有的裤子上有一些折纹，粗劲的手指，不很文雅而有时是茫然的神情。几个大肚皮的西洋人不免多看几眼，中国的客人们当然也觉得奇异，应该是deckpassengers，怎么会跑到这舱里来？可是一点不差，人家有船票，有护照，那些白衣亮发的意大利侍者们也只得给他们安排一切。
天气热，在下层的舱中自然不能久待，所以当天晚上我同这几位新客人便有了初次谈话的机会。出人意外的是这群中的一位，近四十岁的，麻脸，厚唇，肩部微拱的大汉，在饭厅里与侍者头目说起俄国话来。
那个侍者头目很会几句英德的照应话，却没人料到也会罗宋[2]话，这位大汉别国话都不懂，但说起罗宋话来十分流利。这一来使满厅的中外男女都向他看，恰巧我坐的方桌上还有一个空位，于是他便来补缺。
以后，船是匆匆地经过新加坡，槟榔屿，哥仑坡，孟买，航行于阿拉伯海上了。在这十余日中，每当午饭与晚饭后，便是我与这几个大汉们谈天的时间。说是大汉，不过仅仅用来作为山东人的代名词而已，其实他们中的头目——老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黑须老头，身个儿比我还矮点，黑巴巴的脸膛，眼角与嘴角的皱纹，一层一叠如同山水画上的荷叶皴。说话老是一字一字地向外发。那点从容的气概，比起“温良恭让”的士大夫阶级中的“君子”还自然。另外一个是他的族孙，这个团体中的秘书先生，一切写信与动文墨事全归他担任。二十九岁，多年前的高小毕业生，很清瘦的面貌，薄嘴唇，与细长的眉毛，是最年轻最文雅的一个，比起他的族叔祖仅仅高有半头，除了这二位之外，其他的几位伙计可真当得起“大汉”而无愧，即讲膂力，我看只有船上的水手能够同他们来一手，至于乘客们，不怕连挺腰凸肚的西洋人算在内，也不全是他们的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