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连同行的杨君也承那几位同乡的商人约去在一家广东饭馆里晚餐。
午后，我先往他们的寓所去了一趟。
如同上海的单幢房，只是更狭些，楼下没有客堂，进门便是直上去的楼梯。他们在二楼有两间卧室，三层是存放着寄来的货物，也打上几个床铺。二楼的后房是厨房。他们全是自己烹饪，仍然蒸馒头，包饺子，炒青菜，连猪肉都少吃。一切都保存着乡间小买卖的习惯。出门时虽然不能不穿身蹩脚的西装，在卧室，厨房中一切却没一点儿外国味。我在他们的书记兼会计先生的写字桌上看到了毛笔，铜墨盒，红木珠算盘，还有木戳记，银朱印泥，虽然旁边也有荷兰语的会话小本，英文的简要字典，钢笔等，但这八成老式的帐桌想不到竟在亚姆司特丹的城中见到。及至同这几位久别重逢，又是在这异邦中能够说说土话的朋友谈过，我更明白他们的生活。这是我在近一年中未有的快乐。
在欧洲遇到神气活现或沉潜读书的留学生不算什么，遇到伦敦，巴黎中国饭馆中的老板，侍者也很容易，可想不到同船来的中国人独有我一个转弯子从荷兰走，这难得的机会使我与这几位行贩的商人见面。
“王先生，唉！这——这很难得啦。你看，咱一船的中国人不少，上了岸各奔东西，你老，单个儿跑到这儿来……巧，这也有缘！别说……别说，该当咱得见面！”
背部微驼，大嘴，眼角吊吊地，一脸刚气的魏大个（当苏俄革命时在俄罗斯的乡间吃过不少的苦头），话不大连接地这么说，他匆匆走进二楼的卧室，从肩上卸下了一个白布包裹，顺手取过架上的一条毛巾擦着脸上的汗珠。
一会儿，那瘦子王先生，年轻的魏，还有几位都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道：
“夜来听见老板说，王先生从德国来啦！真叫人高兴！真想不到咱得谈谈！这不容易。……”
我与他们无拘束的说些别后的事。那位少年书记摇摇头。
“咳！话说回头，你不是那一晚上眼看着我们上了三等车走了吗？……好！谁知道路上出了岔子。走德国原是我们在香港与公司里商量明白的计划，及至到了德国边境，什么地方来？……忘了。蹩扭来了，护照，查；车票，查，咱想是没错，不行！通不过，非打退回不可。退不多远，另走往法国去的路。谁晓得那些法国人存什么心呢？没法子，好歹有一位同车往德国去的，你记得罢，那领着一个十五岁孩子的张先生，他从前是到过欧洲的，费他的神，才把话讲通。……”
“糊里糊涂地那晚上到了巴黎。……”
“在小店里（小旅馆的意思）住一夜，多花了几十块，王先生，走路的事倒没法说。”那位诚笃的老板接着说。
他说不清为什么入德国境那样难，只按照简单的老想法“行路难”去解释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他又同我回到旅馆，约着杨君往广东饭馆。
我们三人全是步行着，因为是礼拜六，街上人比平日多，经过几条小街看见有两家写中国字的理发店，一家茶食店，又往前去，从犹太人聚居的街上走。
犹太人的特性住在什么地方都看得出。他们没有国家却有团体，没有政治的形式系属却有种种的组织。在欧洲，凡是他们的民族居留处都有强密的组织力量。做各种买卖，作各种活动，利用他们的才能，凡是他们的脚踏到的地方不但能站得住，而且站得稳，据说，在亚姆司特丹他们的人数不少，自从德国放逐犹太人以来更加多了。经过他们住的地方自然也看出是有点儿寒伧，他们来往的忙碌，像没有闲人，这比起在英法诸国的穷无所归的华侨好得多。但我们尤觉得可耻的，是我们究竟还有这么庞大的国家，为什么眼看着流落外国的几千侨民（单指欧洲说）竟置之度外？
饭馆不大，然而设置得很清洁，自然也照例有几幅中国风的字画。经理原是广东的老商人，在这里曾做过十多年的买卖，如今收场了，却开张这所饮食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