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安静。揿了电梯，便在飘浮的药味中等着。电梯内空无一人。在迟缓的上升途中，一阵不确实的空晃感袭进心头，于是记忆渗透着。仿佛这空间曾经是熟悉的，在很远很远的那个年纪。想起有一次捉迷藏，悄声地躲进母亲的衣橱里让他们找不到。听他们就在门外搜索，觉得好笑又得意。橱里的黑暗替我保护着，就算他们开橱，也看不见的。渐渐地，人声远了，只听见老时钟滴答地摆着。他们放弃找我，又去玩另一种游戏。好安静的黑暗，天地突然缩得只有一块黑布的大小，而没有人来掀这块布，因为已经不是捉迷藏了，他们在玩另一种不需要我的游戏。
热腾腾的速简咖啡，是每天早晨的炊烟。小桌子不很整齐地排着，挤满了穿白色制服的人，弥漫的烟中，似乎连面孔也模糊了。他们互相喧哗着，以一种繁忙而又习惯的语调。手表的指针提醒各自的方向，推椅而起的声音，频率快速的招呼，跨出门槛，便是那条直通通的长廊，一袭洁衣走在上面，总显得薄弱苍白。
一大早，便长长一排等待在二楼的坐椅上。很安静，只有当新来的脚步经过时，椅子上停滞的眼光才会稍稍地复活。他们很小心地互巡着，也交头讨论一两句。有人还穿着长袖衫，挡一挡偶尔进来的阳光，也挡一挡目光。婴儿是最不会收敛哭声的，杂着几声胆怯的斥责，空气很快地又滞着。在这一条没有色调的走廊尽头，有一块很清楚的牌子，写上偌大的三个字：“皮肤科”，一抬头就看得到的。
如果病痛是可以交换的话，那么以放弃一些生活的习惯去换取痊愈是相当优惠的交易。但这必须是某个范围之内可以看得见的症状，至少得像那块牌子那么清楚。当那些人拿着横眉竖眼的英文药单去领药时，他们似乎看见那个胆小的病魔以恐惧的脸孔在求饶。他们回到生活的轨道，处理繁忙的生活，有时在茶余饭后会以厌烦的语调来享受一下生病的趣味，而他们通常很快地就忘记医院了。
好几个人围着一辆推车很快地推来，有女人细碎的跑步声，呜呜地捏着手帕跟在后面。推车辗出两道泥痕，直到一扇门内。地上掉着红色的纸团，许多人坐在椅子上引颈而望，但没有人去关心它。这是个充满血腥的地方，红色是最懦弱的颜色，是不得不有的浪费。
想起一个深夜赶着回家的男人，因为多做了一笔生意，所以在那个没有月色的时刻赶路。一辆卡车疲惫地冲来，又疲惫地冲走。当太阳出来，人们发现，又有一个人累倒在马路上，蜷缩于宿命的血泊。
被注定的意外，不是意外。
在X光室前碰到一位老者，六七十岁，条纹睡裤很松地皱着。脚上趿着拖鞋，露出来的脚板，瘦得像北京板鸭的鸭脚，一层暗黄色的皮，打了几个折地包着看不见的骨。他的上半身裹在一条毛毯里——泛着霉旧的深土色，像久旱将裂的荒芜之地。他的头随着轮椅的轮声而轻晃着，当他停在我的面前，我看到的是一颗裹着皮的骷髅。土灰的脸色，皱纹像深浚大川，很有条理地密布着，尤其在额头。他的眼睛很深，眼皮顶成好几层，眼眶是一圈扩散的黑色。嘴唇紧闭着，两片灰白。他用右手支撑着低斜的头，左手无力地垂在毯子上，五指微张，一动也不动。像干枯的旱土上的一支被弃的耙。他几乎没有目光，让人觉得他是闭着眼的，可是又明明张开。
推他来的是一位胖胖的中年妇人，紫红条纹的衬衫，蓝色的窄裙，裹得圆浑。一张粉脸，眼影腮红口红，像综艺节目里的灯光。她一屁股坐在我身旁的椅子上，右手扶着鼓鼓的雕花皮包，左手捏着手绢，一个劲地上下扇着风。眼珠儿溜来溜去，瞧着左右四周。
护士招呼他们进去，不知道医生们还想知道什么。
生命像个钟摆，不得不开始，不得不在死亡与疲倦之间摆动，然后不得不停止。时间是个铁面无私的监视者，监视着芸芸众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