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镇上逗留很久，然后循着夜路回家，这真是件高兴的事。尤其是在漆黑的、风雨交加的夜晚，我肩上扛一袋黑麦或印第安玉米粉，从灯火辉煌的乡村会客厅或大礼堂出来，驶入林中我那温暖的港湾。我扎牢外面的东西后，让它们满心欢喜地遁避到甲板之下，就独自去掌舵，顺风时，我甚至连舵也扎牢了。“航行”时，我偎依在“舱”中的火堆旁，满脑子愉快的想法。不管遇到什么天气，我从没出过事，也没感到过悲伤，尽管我也遇到过几次狂风暴雨。林中比大部分人想象的更黑，即便是在平常的夜晚也一样。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走在密林深处，必须时不时地抬起头，透过枝叶间的空隙，仰望天空，摸索前进。走到没有车道的地方，我就用脚探路，或用手触摸我所熟悉的树，以确定方位，比如说有时要从两棵松树间穿过，中间的间隙还不到18英寸！有时在漆黑窒闷的夜晚回来，我两眼看不见，只得用双脚探着路前进，梦游一般，直到深夜才跋涉到家，当手放在门闩上开门时，才如梦初醒，可再回想不起我之前所走过的任何一步路。我想，也许身体的主人即使把它抛弃，它也会自己找回家的，这根本不用依靠什么，就像手也可以摸到嘴一样。
好几次，当一个客人偶然一直待到晚上，而且是很黑的夜晚，我只得把他送到门后的小路上，并告诉他怎么走，他只能靠脚来为自己指路，而不是靠眼。在一个极黑的夜晚，我就用这种方法为两个到湖边钓鱼的年轻人指路。他们住在离森林约1英里外的地方，对地形应该很熟悉。一两天后，其中一个人告诉我，他们大半个晚上都在林子里绕来绕去，其实自己的住处就在附近。直到天快亮时他们才摸到家里，期间还碰到几场阵雨，树叶都被淋湿了，他们自己也被浇成了落汤鸡。
我还听说在漆黑的夜晚，许多人甚至在村子里的大街上都迷路了。这夜色如此之浓，简直就像谚语说的，可以拿刀子一块块切开。那些住在郊外来镇上办货的人，不得不留在村上过夜了；还有一些绅士淑女出门访客，才走出去半英里，就得用脚来探路，根本不知道何时该转弯。不论何时在林中迷路，都是一种惊奇、难忘而又宝贵的经历。即使是在白天遇到暴风雪，人们走在一条非常熟悉的道路上，也常常不知道哪条路通向村庄。尽管他知道自己曾走过上千次了，也还是辨别不出一点痕迹，突然变得非常陌生，像对西伯利亚的公路一样。
到了晚上，麻烦就更大了。我们平常散步时，虽然是无意地，但经常会像领航员一样，凭借某个灯塔，或某个海角，辨别向前航行的方向。如果偏离了平时的航线，我们仍能记起附近的某个海角；直到我们完全迷路了，或转圈了——因为一个人只要闭着眼睛转一圈，他就会在这个世界上迷路——我们才会真正领略到大自然的广阔与奇特。不论是从梦中醒来，还是从茫然中清醒，每个人都该经常在醒来后，看看罗盘针。直到我们完全迷失了，或者说直到完全失去了这个世界，我们才会开始发现自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才会意识到与我们无穷无尽的种种关联。
消极抵抗
第一个夏天快要结束时，一天下午，我去村里鞋匠那儿去取鞋，结果被抓进了牢房。因为，我前边在哪儿曾提到过，我既不纳税，也不承认这个州的权威，这个州在参议院门口，像卖牲畜一样贩卖男人、女人和孩子。我到树林里去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可是，一个人不管走到哪里，如果可以的话，人们都会用那些肮脏的机构追袭他、抓住他，把他束缚到他们那令人丧失希望的共济会中。
原本，我的确可以顽强地反抗，多多少少会取得一些成效，我本可以疯狂地抵制社会，可我更愿社会疯狂地来抵制我，它才是绝望的一方。但是，我第二天就被释放了，还拿到我那只修补好了的鞋子。回去时路过黄港山，正赶上越橘成熟，我美美饱餐了一顿。我再没受过其他任何人的骚扰，除了这个州的代表之外。我没有锁，也不用门闩，除了存放文稿的书桌，窗户或插销上甚至连颗钉子也没有。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我从来不锁门，即使出去好几天也一样；那年秋天，我去缅因森林住了两周也照样不锁门。我的房子比被列兵守护的东西还要受人尊敬。疲惫的游人可以在我的火堆旁休息、取暖；爱好文学的人还可以翻看一下桌上的几本书；还有那好奇之人，打开那扇橱门，看是否还有剩余的饭菜，看看我晚饭吃些什么。
尽管各个阶层的人都从这里取道去湖畔，却并未给我带来严重的不便。我从没丢过任何东西，除了一卷薄薄的荷马的著作，可能是因为它不合时宜地镀了金，我相信一定是被营里的一个大兵拿走了。我深信，倘若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生活简朴，便不会发生偷窃抢劫之事。发生这些事，是由于社会上有的人所获太多，而有的人收获太少所致。蒲柏译的荷马史诗很快就会传播开去：
“Necbellafuerunt,
Faginusastabatdumscyphusantedapes.”
“如果人们所求的只是一只山毛榉木碗，世间将不会再有战事纷争。”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见《论语·颜渊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