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子曰》与五四文学的风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就与五四文学类同的一面说，老舍将个人主义极端化了，无论是读书培养民气还是杀坏人都是个人主义的行动。然而老舍似乎对一切群体运动都表示了极大的反感，他甚至将学生与军阀相提并论：“在新社会里有两大势力：军阀与学生。军阀是除了不打外国人，见着谁也值三皮带。学生是除了不打军阀，见着谁也值一手杖。于是这两大势力并进齐驱，叫老百姓们见识一些‘新武化主义’。”且看赵子曰组织的学生运动造成了怎样的恶果：
校长室外一条扯断的麻绳，校长是捆起来打的。大门道五六只缎鞋，教员们是光着袜底逃跑的。公事房的门框上，三寸多长的一个洋钉子，钉着血已凝定的一只耳朵，那是服务二十多年老成持重的（罪案！）庶务员头上切下来的。校园温室的地上一片变成黑紫色的血，那是从一月挣十块钱的老园丁鼻子里倒出来的。
这一幕后来老舍在现实中又真真切切地看见过一次，看过后他很快就投湖自尽了。如果说主流的五四文学正面推崇的学生运动是其光明面，那么老舍揭露了学生运动的黑暗面。学潮过后被开除的周少濂从神易大学给赵子曰来信，无丝毫悔意而尽显其功：“子曰兄：何等的光荣啊！你捆校长，我写了五十多张骂校长的新诗。我们都被革除了，虽败犹荣呀！”因而《赵子曰》除了继续以幽默的表现技巧揭露国民性外，对人性之恶也进行了深入细微的展示：除非人性得到改造，否则激进的群体性运动只是促动了人性中的恶，并且在冠冕堂皇的名义下加以发泄。在小说中，欧阳天风就人性的邪恶与诡诈而言有点类似于张明德，而李景纯则是老舍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认为靠赵子曰一帮学生们打老师打校长、喊叫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救不了国的，只有每个人都认真踏实地读书做事杀坏人才可能使国家复兴。小说还为主人公赵子曰开出一条痛改前非、忏悔拯救之路。
《二马》是老舍唯一的一篇以英国为创作背景的小说，虽然与《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一样还是关注国民性问题，然而这种关注在异国他乡就产生了一种比较，小说中的人物也与英国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大量地运用的幽默技巧，在《二马》中还在运用，但相对减少，而生动的细节描写与心理描写则明显增多了。如果说《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受狄更斯的影响更多一些，那么《二马》受康拉德的影响更多一些，也受到福斯特1924年的小说《印度之行》的影响。
《二马》写的是马则仁（老马）为了继承哥哥在伦敦的一家古玩店遗产，带着儿子马威（小马）漂洋过海来到英国。在中国认识的已回英国的伊牧师，介绍他们在温都太太的家里租住；然而傅满楚的中国人形象在英国已是深入人心，温都太太心目中的中国人则是“杀人放火吃老鼠”，说什么也不肯。伊牧师只好以温都太太可以随便要的租金加以试住一个星期的条件，换取其同意。也许是将中国人想象得太凶恶了，当温都太太接触了彬彬有礼的二马后，就同意他们长期租住了，由此也拉开了二马在英国备受歧视的帷幕。温都太太的女儿玛力在饭桌上心想，“不光是英国男子能打你们这群找揍的货，女英雄也能把你打一溜跟头！”就是对二马非常友好的伊牧师，内心里也认为中国人应该服从英国人，并且“为两个破中国人”与温都太太大费口舌而感到不值。老马在小马八岁的时候妻子就去世了，而寡居的温都太太身边只有一个女儿。日久生情，二马与温都太太母女产生了感情。但温都太太与老马一起去买婚戒时，从店铺伙计公然侮辱老马一事上，觉悟到她不能嫁给中国人。由于她让两个中国人住在家里，她的一些亲戚朋友不再上门，她担心若是嫁给老马，女儿连女婿都找不到。马威追求玛力却仅仅是一头热，玛力从内心里瞧不起中国人，使马威对她热切的追求都在她内心深处的蔑视中化为泡影。人类的两性关系最能表现种族歧视的微妙深刻之处，从经验来看总是种族优越的男性吸引其他种族的女性，中国人当时被视为劣等种族，因而二马对温都母女的追求自然都无果而终。
《二马》不但是通过两性关系来表现中英关系，而且还从揭露国民性的角度表现了中国两代人的关系。老马名为“则仁”，寓“克己复礼”之意，他恪守中国习惯上的以官为尊以商为贱，是传统的老一代中国人的典型。他在英国屡屡表现出花钱上的大方，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卑心理的表现。在小马看来，老马的表现就是国耻的象征。小马有着民族自觉的强烈爱国冲动，却又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有所区别。他将玛力视为一个平等的异性进行追求是根源于此，他让那个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羞辱英国女性凯萨林的茅姓学生领袖向凯萨林道歉也是根源于此。小马与李子荣的互补构成了老舍心目中的新一代中国人的理想人物。小马富有浪漫色彩，而李子荣则是脚踏大地而务实的，二人合作将古玩店经营得很兴隆。然而老马在小马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一部电影里扮演了一个华人丑角，这引起了伦敦华人的愤怒，声言要来砸古玩店。李子荣觉得这是以免费广告使生意扩张的好机会，老马却担心出事而卖了古玩店。小马厌恶父亲的作为，也厌倦了与玛力的恋情，他与李子荣告别，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