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推为主席团成员的鲁迅、夏衍、钱杏邨、瞿秋白、潘汉年、茅盾、冯乃超、冯雪峰、胡风、阳翰笙、丁玲、周扬等都曾参与领导过“左联”。“左联”的构成是极其复杂的，除了英美派文人与“左联”无缘，五四时期主导文坛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领袖几乎都参与进来。鲁迅成为“左联”精神领袖的积极因素，是将五四文学精神带进了“左联”。鲁迅的精神苗裔张天翼的一大部分小说与柔石的小说，都不能以左翼文学的阶级论进行分析，就表明他周围的左翼作家将五四文学精神继承下来。他在“左联”的另一位精神苗裔胡风，则试图将左翼文学的阶级性与五四文学推崇个性自由精神加以协调。后来他与周扬的矛盾并非仅仅是人际关系的原因，还有文学理念的不同。他心仪的“左联”，是一个左翼作家的松散联盟，每个作家都要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作品，这也是他明知郁达夫不会接受纪律约束而将他拉进“左联”的原因。周扬控制的“左联”则更看重组织纪律性，有没有优秀作品是次一级的问题。鲁迅将五四文学的自由精神也带入了“左联”，周扬等人则更强调普罗文学服从组织反对个人主义的一面。由于周扬从延安到“文革”一直担任中国共产党在文学界的实际领导人，因而延安后的文学路线延续的是周扬在“左联”时期确立的一元超现代，而将左翼文学内部的多元混杂，如胡风对个人自由精神的强调逐渐排斥掉了。
蒋光慈在一开始就将革命与浪漫等同，以为不浪漫就无人来革命。从浪漫角度理解革命的当然并非蒋光慈一个人，以浪漫为标志的创造社文人除了张资平等个别作家几乎全部参加了“左联”，但具有革命纪律的“左联”并非扩大的创造社，这一派作家加入“左联”后也经常表现出多愁善感与自由散漫，因而被“左联”开除的大都是这一派作家。然而开除蒋光慈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蒋光慈的名字与中国早期革命文学密切联系在一起，开除的理由也有典型意义：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性，自由散漫，小说《丽莎的哀怨》同情流亡的白俄妇女。
蒋光慈（1901—1931），原名如恒，早年笔名光赤，安徽霍邱人。1921年与刘少奇等一起赴苏，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0月就创作了《十月革命纪念》等革命诗歌。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倡导革命文学。他将在苏联期间创作的诗歌结集为《新梦》，不久又出版诗集《哀中国》。这两个诗集有点类似闻一多的《红烛》与《死水》，但艺术表现上却天差地别，大都是革命口号性的诗句。1926年出版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192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与中篇小说《短裤党》。《短裤党》与他的口号诗有一拼，影响较大的是《少年漂泊者》。小说写的是父母被地主逼死后，贫农的孩子汪中十年流浪、恋爱、坐牢，出狱后想投奔黄埔军校。从1927年底到1930年初，他接连出版了《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等5部中长篇小说。如果说《少年漂泊者》中就有汪中与玉梅的恋情，那么《野祭》与《菊芬》则确立了早期革命小说革命加恋爱的模式。《最后的微笑》描写工人王阿贵被开除后的变态仇杀心理，《冲出云围的月亮》的女主人公王曼英在革命失败后想以其姿色向社会复仇。《丽莎的哀怨》这一导致蒋光慈被“左联”开除的中篇小说，其实还是以白俄妇女的心理独白，表明其对选择白匪的痛悔。当然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叙说，不可能没有“左联”所指责的同情成分。但是他在《拓荒者》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田野的风》），已开始摆脱主观感伤性的革命文学，而转向较为客观其实也饱含理想的革命文学叙事。蒋光慈的作品尽管艺术性不高，但他对文学的革命叙事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