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国民党的清党激起了文坛对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抗议。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茅盾的《袁世凯与蒋介石》、鲁迅的《答有恒先生》等就是对国民党清党的直接或间接的谴责。随后，郭沫若、成仿吾以及从日本归国的后期创造社成员冯乃超、彭康、李初梨、朱镜我等人，与蒋光慈、钱杏邨等太阳社成员一起，发起了革命文学运动。他们倡导革命文学的文章集中发表在1928年1月到8月，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为从五四文学到革命文学的文学史演变的画龙点睛式简括。
在倡导革命文学的同时，他们对于五四文学的代表性人物进行了批判，鲁迅成为他们重点批判的对象。成仿吾批判鲁迅醉眼朦胧地眺望人生，“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郭沫若的文章更富有逻辑性，他说鲁迅替弟弟周作人说话是封建主义的，封建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是反革命，对于无产阶级就是二重反革命，是封建余孽。钱杏邨的《死去的阿Q时代》认为鲁迅的文章阴森森全是黑暗，革命文学要的是光明，现在的工人农民已觉醒而不再是阿Q。此外，李初梨的《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等文，都是批判鲁迅的文章。面对创造社与太阳社笔尖的围攻，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铲共大观》《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中，以孤傲的个性给予冷嘲热讽。同时与鲁迅进行笔战的还有横扫五四文学的梁实秋。梁实秋与创造社、太阳社代表着回归古典传统的右翼与激进左翼的截然不同的方向，然而，他们的共性就是对五四文学的否定，而鲁迅则成为他们共同的批判对象。鲁迅只是对创造社与太阳社批判他的作者进行回击，没有批判革命文学本身。在《文艺与革命》的通信中，鲁迅批判了“中国之革命文学家”意在逃避的超时代，却并未否定革命文学。紧接着，鲁迅就开始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与《文艺与批评》，并鄙薄“中国之革命文学家”的不懂革命文学。后来这被形容为鲁迅盗火煮自己的肉，结果是促成了鲁迅向革命文学的转化。随着鲁迅、茅盾向“左”转与“左联”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开始向“左”转，并且波及整个文坛。
左翼文学以“一元超现代模式”取代了五四文学的“多元混杂”。正如“五四”思想界容纳了尼采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各种思想与主义一样，五四文学也兼容了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然而左翼文学基本的理论假设是：追求个人自由的资本主义思潮是现代的，那么追求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就是以超越现代的面目出现的，并且以排他的面目反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多元。“左联”成立后对梁实秋人性论的批判，对林语堂等人以闲适为格调的趣味文学的批评，对潘公展、王平陵等人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对胡秋原、杜衡的“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批判，都显示了“一元超现代模式”的排他性。思想界的共产主义与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本来都是新文化运动西化中多元中的一元，如今却排斥所有其他的主义与流派，成为一种极为特殊的现代性模式。另一个奇观是，国民党蒋介石通过清党独享北伐胜利的成果，并通过战争以及与军阀和解大致掌握了中国的政权，然而通过鲁迅与“左联”，思想界与文学界的话语权却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