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由于执掌上海文化界的夏衍对其文学才华的爱惜，张爱玲没有受到冲击。1950年她在《亦报》连载长篇小说《十八春》，次年连载中篇小说《小艾》。1952年迁居香港后她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香港新闻处的津贴，创作中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1955年以难民身份赴美，1956年与65岁的左翼剧作家赖雅（FerdinandReyher）结婚。她到美国时只有36岁，是小说家的黄金年龄，然而在美国近40年的生涯中创作上却是一片荒芜，只能靠改编青年时代的旧作与撰写自传性的小说度日。《金锁记》的题目富有象征意味，精妙地浓缩了小说的内涵，到美国后她先是将之改成PinkTears（粉泪），又改成TheRougeoftheNorth（北地胭脂），最后改成中文《怨女》，可以说越改越俗不可耐。《十八春》的题目本来就不怎么样，后来改定为《半生缘》，则令人想到那些民间没有品味的通俗小说。而且拉成长篇的《怨女》不如《金锁记》更富有艺术表现力，就表明了她艺术创造力的衰竭。夏志清一向以艺术评价标榜，但大抬《秧歌》和《赤地之恋》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因为就艺术性而言这两部小说根本不能与《金锁记》等早期小说相提并论，甚至比不上《十八春》与《小艾》。人物的群像化与漫画化，没有对人性细微处的探索，表明了这位贵族之女对工农生活的隔膜。
《十八春》是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少透出亮色的作品。小说在曼桢、世钧、叔惠、翠芝之间展开了阴差阳错的三角描写，但是曼桢偏偏让朱鸿才给糟蹋了。姐姐曼璐觉得自己年老色衰，加上做过交际花，婚后朱鸿才根本不将她放在眼里，经常寻花问柳，于是曼璐在病态心理的驱使下，试图牺牲妹妹曼桢把朱鸿才拴在自己身边。在这里让人似曾相识地感受到《金锁记》中亲人间的变态折磨。后来曼桢、世钧、叔惠、翠芝等人投奔了解放区，这是张爱玲的作品中很少从“发霉”处走向“光明”的所在。再一部就是《小艾》，丫头小艾活脱脱就是一个喜儿，小艾被太太打，被老爷强暴，怀的孩子被姨太太打掉，落下一身病，是共产党来了才走进“幸福的世界”。但是她离开中国大陆抵达香港后在《秧歌》和《赤地之恋》中马上就把这种光明变成了鬼屋，幸福变成痛苦，而且由《十八春》改写的《半生缘》也绝不让曼桢、世钧、叔惠、翠芝等去“投奔光明”了。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根据政治的需要随意改写现实、改写作品，使得她的小说的艺术价值究竟有多少？在表现文人风骨的地方张爱玲表现出来的全是政治上的投机，这不禁令人又联想到日寇使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后她津津乐道《连环套》之类对生活现状的认同，我们要问：一个艺术家的良心究竟在哪里？
张爱玲的艺术天才止步于1944年8月，此后便是创造力的衰竭与倒退。不过委身于文化汉奸而又为其凌辱，是她一生的梦魇。也许很多人不同意使用凌辱一词，胡兰成不是说张爱玲不在乎他有多少女人吗？其实这完全是文过饰非，以他在群芳中游走的经验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嫉妒会杀人。张爱玲开始为爱蒙蔽了眼睛不在乎他有其他的女人，是自傲的她以为凭着她的才貌会战胜其他女人，最终使胡兰成情归自己。因此，胡兰成在与她结婚后还左爱一个右抱一个才是对她最大的凌辱。最终胡兰成没有情归于她，而她却为这种凌辱压垮。尤其是对她施加这种凌辱的又是一个叛国奴才与文化汉奸，这种双重的受辱感构成的梦魇使她在寻求自我救赎，这就是短篇小说《色戒》与长篇自传体小说《小团圆》。这两部小说都是在与胡兰成分手后不久就开始酝酿，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最终写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