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郭沫若历史剧在艺术表现上的缺憾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承认一切历史都打上了当代人的精神烙印，也认为可以对历史进行新的阐释，像根据《史记·蒙恬列传》中的“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等记载而在《高渐离》中重塑赵高的形象，也不失于一家之说。《屈原》中的“雷电颂”也可以解释，因为屈原毕竟写过《天问》式的诗歌。甚至对历史的虚构都没有问题，否则历史剧就不生动，当代人也不会感兴趣。我们不赞成的是，随意改动历史，把古人不可能有的现代思想情感加诸古人。因此，郭沫若的历史剧对完全不了解历史的人会有吸引力，但却会给这些观众灌输错误的历史知识；而对他所描写的那段历史稍有知识的人，读后就会感到别扭。
在《棠棣之花》所描写的聂政所处的战国初期，商鞅还没有变法，韩非子的思想还不可能传播到秦国，秦国还不是后来关东六国心目中的“虎狼之国”，对韩国的威胁还不如周边其他国家大。在这种历史语境中，韩国上层何来抗秦派和亲秦派的主要斗争？聂政在第一幕所说的“这几年来常常闹着内乱，今日合纵，明日连横”也令人不解，秦国尚未坐大何来连横合纵？在聂政时代，连横合纵的苏秦与张仪还没有出生呢。根据历史，严仲子与侠累之争纯粹是权力之争，聂政刺侠累的根本原因是卿相之贵的严仲子瞧得起他这个屠户，在这一点上聂政与那个时代被豢养而为其卖命的侠客没有任何区别。聂政的值得称道首先在于对孝道的遵守，母亲尚在你无论给多少钱也不为所动，其次在于杀侠累后还想到他的姐姐等亲人不被祸及而自行毁容；而聂嫈的值得称道，在于她不让弟弟死得不明不白，奋不顾身地出面认尸。然而，郭沫若不但赋予聂政根本不可能有的希望中原不要内乱而坚定地站在抗秦最前线的思想，而且还赋予他反暴政争自由的现代观念。这一点在聂嫈送他上路时所唱的曲子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去破灭那奴隶的枷锁，
把主人翁们唤起。
快快团结一致，
高举起解放的大旗！
《高渐离》的结尾作者居然不断修改。最早是赵高等押着高渐离与怀贞夫人服刑，秦始皇与胡亥一起跳蓬莱舞去了；1948年修改本是服刑路上高渐离大笑，胡亥因说他在笑秦始皇而遭父亲踢，结果在父子的扭打中收场；1956年修改本则是秦始皇对去服刑的高渐离给予高度评价，并予以厚葬。1948年的修改本秦始皇与胡亥最为不堪，因为当时国共已开战，郭沫若可以借着丑化秦始皇影射蒋介石，至于1956年修改本秦始皇的价码为什么又提高了，只有作者心里清楚。郭沫若历史剧的这种反历史主义倾向在他的其他历史剧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我们就不一一分析了。
好人绝对是好人，坏人绝对是坏人，属于人类未成熟阶段的简单认识。郭沫若历史剧艺术上的第二个缺憾，正在于“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在《棠棣之花》中，侠累完全是坏，严仲子完全是好，其实侠累作为韩国国君的季父兼相国，能够眼看着政敌严仲子带着大量财产逃出韩国，表明其够宽厚的。韩非子是韩国人，他在《韩非子·说林上》中说：“严遂不善周君，患之。冯沮曰：‘严遂相，而韩傀贵于君。不如行贼于韩傀，则君必以为严氏也。’”严遂即严仲子，这段记载表现出严仲子的骄横傲慢，他因得宠于韩君不把侠累甚至周君放在眼里。可见，历史上的严仲子与侠累也是各有优劣，然而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中却将他们圣化与丑化而造成人物性格的单一。在《虎符》中的表现就是一味丑化魏王，无限美化信陵君。且看剧作是怎样借着如姬的话来神化信陵君的：“他是太阳，万一我要走近了他的身边，我就会焦死。我会要遮掩了他的光。”与《虎符》对信陵君的性格单一化的艺术处理相比，《史记·魏公子列传》倒是描绘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信陵君。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在郭沫若的其他几部历史剧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我们也不再一一分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