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超现代模式”在延安就确立了，随着解放军战胜国民党军队，“一元超现代模式”就从边区扩大到整个中国大陆。1949年7月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意味着中国文学界在毛泽东旗帜下的一次大聚会。郭沫若为大会写的歌词说：“在毛泽东的胜利旗帜下，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在大会上，周扬代表延安文艺界所做的报告充满胜利者的自豪，而茅盾所做的关于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状况的报告则相当低调。这表明了即使是反对国民党揭露旧社会的文学，因为具有过多的个性精神与暴露技巧，在国民党被赶出大陆后也是不受欢迎的。既然全国的统一意味着延安文学的光芒照亮了全国，自然周扬就以胜利者的姿态傲视天下了。因此，第一次文代会宣告了五四文学多元混杂的现代性的终结，确立了超现代的一元文学模式。但是，对“一元超现代模式”并非没有挑战。在胡风、路翎等七月派身上，就更多地继承了五四文学张扬个性自由、要求文艺不加粉饰地描绘血肉人生的传统。从理论上说，一个民族既要避免因自由纷争而导致整体解体，又要避免过于强调整体进而窒息了个人的自由与创造力。在战争年代过于强调整体是可以理解的，那样可以形成一个有力的拳头，但是在和平年代就应该宽松，使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然而，现实是在向着比战争年代更强调整体的方向发展，这在对胡风集团的斗争中得到了典型的表现。胡风集团成员阿垅的两篇论文被史笃说成是“伪造马克思主义”“美化特务分子”，冀昉的两部长篇小说先后遭到批判，尤其是胡风最为赏识的以为真正继承了鲁迅文学传统的路翎，几乎发表一部小说就遭到一次批判。于是，胡风以“三十万言书”上书毛泽东，批判“极左”文艺思想导致的文学荒芜的现实后果，强烈要求作家的个人自由和创作自由，把造成文学创作在中国与世界人民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的原因，总结为架在作家颈上的五把刀子：第一把刀子是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第二把刀子是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第三把刀子是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第四把刀子是片面强调民族形式，第五把刀子是以文艺从属政治为特征的重大题材决定论。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公然地向“一元超现代模式”挑战，结果是导致了一场席卷中国大陆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浪潮，以胡风集团骨干成员入狱告终。
冯雪峰在党内的地位曾经比周扬高，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曾受命起草大会报告，但是他的报告却不被采用，只能以《关于创作与批评》为题发表在他自己主编的《文艺报》上。他用了肤浅、低下、拙劣、粗制滥造等词汇形容1949年之后的作品，他甚至说这些作品与中学作文差不多。冯雪峰强调作家的能动性以及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反对文艺从属于政治，以为文艺首先必须是文艺，反对以感性画面图解观念的“写政策”以及“思想上的管制”，要求尊重作家创作的权利和自由，这些观点都与胡风的观点不谋而合，也能够看到鲁迅遗产的影子。这也注定了冯雪峰不幸的命运，他虽然没有像胡风那样被彻底打倒，但此后的每次运动都要把他牵涉进去。通过对胡适、胡风与冯雪峰等人的批判，五四文学的自由主义以及左翼文学的异端声音都被清除了，“一元超现代模式”愈加巩固。但是在1956年的大鸣大放中，全国范围的挑战“一元超现代模式”的文化思潮与文学批评又在文坛上出现了。当时确实有不少文人效法鲁迅，以鲁迅式的杂文抨击邪恶，小说、诗歌也出现了与“一元超现代模式”不谐和的声音。然而在1957年，一场全国性的反右派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可以说1957年的反右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与“一元超现代模式”不谐和的声音被彻底清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