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儿子出生时，我与一位年轻女子共住一间病房，那天，她也生了一个儿子。也许是因为我的父母开花店吧，我们的病房很快就充满了玫瑰花的馨香。
当我第七次收到花时，开始感到不安。因为和我同住一屋的安从没收到过。她坐在床边，身子前倾，欣赏刚刚送来的花。她是个漂亮的少妇，但是，那双褐色的大眼睛里总是闪烁着忧郁，让我觉得她经历了太多的人生苦难和忧伤，似乎过去也总是只能欣赏别人的花。
“在这里我一直过得很愉快，”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想让我放心似的，“我能和你在一起，不是很幸运吗？”
不过，我仍觉得有些不安，要是能有一种神奇的按钮，一按就能排解她眼中的忧伤就好了。哦，我想，至少我能让她拥有一些鲜花。那天，父母再来看望我时，我便要他们送安一些花。
我和安刚吃完晚饭，鲜花就送来了。
“又给你送花来了。”她笑着说。
“不，这次不是，”我看着卡片说，“这是给你的！”
安凝视了鲜花很久。她用手指轻轻抚摸着浅蓝色的靴型瓷瓶。又温柔地触摸每一朵插在瓶中娇艳欲滴的玫瑰花，似乎想把这一切深深地铭刻在记忆中。
“我该怎么感谢你呢？”她轻声说道。
我有些局促不安。这只是我的一点点善意而已。1956年出生的儿子成了我们夫妇的独生子。近21年来，他用爱和欢笑充实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感到心满意足。但是，1977年4月复活节的那个早晨，在与癌症进行了漫长而痛苦地搏斗后，他静静地死在我们怀里。
殡仪馆里，我单独与儿子待在一间弥漫着玫瑰花香的屋内。邮递员送来了一小束鲜花，直到后来，我们乘车去公墓的路上，我才看到卡片：“献给约翰•格雷夫斯——与你同天出生在纪念医院的孩子和他的母亲谨上。”
这时，我才认出这只靴型瓷瓶是很多年前我送给一个忧郁的年轻女子的。如今它再一次插满玫瑰。我和安很早以前就失去了联系。她根本不认识我们的儿子，也不知道他得病。她一定是在报纸上看到讣告了，妈妈坐在我身边，我把卡片递给她，她也想起来了。
“这是一种友好的报答。”妈妈说。
几天后，我和丈夫以及家人，去公墓给约翰扫墓。那瓶玫瑰还在高高的花圈和枝桠上放着。
“真奇怪，谁会送这些东西作为葬礼，”有人说道，“它看上去像是祝贺新生的。”
“它是祝贺新生的，”丈夫静静地说，“约翰诞生在永恒的国度了。”我惊讶地看着他，我知道，他这样一个从不坦率谈及此事的人，说出这话很不容易。
他拿出鲜花，递给我那只靴型瓷瓶，我捧着它，就像当年安所做的那样，用手指抚摸着它，思索着它所蕴涵的种种意义，我想，友谊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我想起记忆长河中的感激之情；还有更为重要的——新生的希望。此时正是这些在慰藉我们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