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是关于价值观的问题，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一个三部曲，从以政治建设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今天理直气壮地提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某某教授，他也是我硕士的答辩主席，那次请他作报告，他讲的“教育不能嫁给政治，不能嫁给经济，只能嫁给人”，后来南京师范大学的鲁洁教授多次引用这句话。不过我们看了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后发现非常浓厚的经济教育学位论，反复出现人力资源大国、人力资源强国、人才。我有一篇文章就说，这就是买了一个工具化的地位，这样的地位都是以人为工具，没有以人为目的。那么，这是受什么影响呢？据说，我们教育里的重大决策也是“二胡独奏”，一个胡鞍钢，一个胡瑞文，胡瑞文就是我们上海人，教育科学院的老院长，胡鞍钢就是经济学界的，所以教育学界都是他们说了算。基础教育要回归到人的立场是一个艰难地聚焦的过程。我们过去也曾经批判我们的教育是半部教育学，是没有人的教育学，或者只是强调人才的教育学，后来关注人的自立发展、能力发展、非智力因素，就是部分的人或是人的一部分，慢慢才意识到要培养有个性、有特色的人，这也是一个聚焦的过程，但在政府决策上还没有达到第三步。所以我们可以尝试提出新的三个中心，那就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数字化学习为中心、以主体性参与式的活动为中心。事实上我们当年提出过教学三中心，新的三中心，这是杜威的思想，在美国基本上是非常流行和普遍的。
由于时间关系，后面的内容我就不讲了。我把最后一部分说一下，即基础教育改革方法的反思。我前面介绍了我是教育实验研究分会的发起人，后来我每次给学生上教育研究方法的时候，提到我的这个身份时，他们都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关于教育实验的文章非常多，那时候我们就向心理学、向自然科学学习实验的方法，那么今天还有多少实验呢？华东师范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曾性初也曾经断言，在中国教育界没有一个能够称得上实验的实验，那是因为他们都会拿自然科学的实验标准来衡量。不过我后来想通了，这个实验它今天已经是作为一种精神保留下来，这种精神就是创新的精神，就是敢为人先的精神，就是强调实证。所以，创新精神是相对重复、无所作为而言的，敢为人先是相对保守、墨守成规而言的。现在如果要进行国际交流，要传达你的思想，可能离开了数据和案例是寸步难行的。所以我去年参加美国AERE的会议，这个会议说是美国其实是所有会讲英语的国家的学者们的盛宴之地——精神宴会。会议是根据学者的知名度来分配会场，能够通得过文章就给一定发言权的，在一个很大报告厅进行个人演讲，这种特殊待遇只有斯坦福大学一个叫琳达·达林·哈蒙德的教授获得过。在去年的AERA年会上，我国教育部副部长陈晓娅和美国的教育顾问马歇尔，他们两个有一个对谈，当然还有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教育基金会三方副校长（副总裁）的一个团队式的报告，我们发现他们基本上就是思辨式、数据式两种风格。后来我发现一本在美国著名的教育杂志，每一期只有一两篇是没有数据的文章，其他文章都带有数据。美国联邦教育统计中心经常会发布数据，有一些数据面向大众，还有一些是给某些学者专用的。也就是说，每个人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进行自己的解读，只有一点是你不能够没有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