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至今一直困扰着学界，理论如何去和实践结合，上述的两条路径能不能解决问题？我认为解决不了问题。无论是理论工作者关注实践也好，也无论是实践工作者掌握理论也好，都不可能真正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那么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问题的症结乃在于，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缺少一座可以沟通的桥梁，使得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可以真正地联系在一起。我到首都师范大学以后，想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要发展法律政策与研究这个学科，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做得可以了，我们成立了一个“首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以区域教育作为我们研究的重点。我们还和教育部共同成立了“中国教育政策评估中心”，马上就挂牌。有了这样一个高水平的研究平台，教育政策与法律的研究马上就可以开展起来了。我们已经完成了两个研究报告，接着在下半年我们还有一些成果会出来，这是我要做的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就是开展课堂生活研究，通过课堂生活研究来实现理论研究和实践结合起来的想法。课堂尽管是教育学研究的一个传统的领域，但是传统的对于课堂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缺陷，这就是把课堂看成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与外界隔绝的环境。无论是心理学对课堂的研究，还是教育学有关课堂制度的研究，基本都是这样的一个立场。因此，我所说的课堂生活研究，我给它下了一个定义，我借用了杜威的一句话，杜威说“学校即社会”，我说“课堂即社会，课堂生活即社会生活”，我这么给课堂生活下定义，是试图打破对课堂生活、课堂的传统认识，把课堂生活置于大的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来看待课堂生活之中的课堂关系、课堂权力、课堂话语、课堂规训等一系列的课堂生活中的要素，应该说，有关课堂生活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还没有出成果，虽然已经总结了不少的东西，可是还需要积淀，这件事情正在做。我想说说，我为什么选择课堂生活来做研究？我的很多学生劝我说，这和你以前做的很多研究完全不一样啊，你不应该这样来做研究。但是我认为，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也许我个人做不完，但是它会有意义。为什么这样说？这就涉及我刚才说的，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我们缺少一个可以沟通二者的桥梁。教育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又可分为教育学和心理学。教育学之下，又有下位的分支学科；心理学之下也有下位的许多分支学科，这样构成的一个学科体系应当能够指导教育实践，因此在这个结构图的最下层就是教育实践。过去我们就是这样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在我看来是因为它缺少了一个层次，一个中间性的环节。我认为中间性的环节主要有：课程教学研究、课堂生活研究和学生发展研究。因为课堂是一个老师安身立命、实现教师价值的一个场所，他一辈子就在这里生活、工作，他的价值就是在这里实现的。当下教育学界许多人都在研究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教师专业化问题，那么教师如何能够专业化呢？很多人说，教师必须学会反思。所以培养反思型教师就是教师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文武老师现在在杂志上大声疾呼，要培养反思型的教师，那么我要问的就是我们让教师反思什么？如果没有东西可反思，你如何让他反思？现在可以提供他反思的，就是我刚才列举的中间环节的那几个方面。对课堂生活的反思是一个教师可以发挥他价值的所在，所以我认为，课堂生活研究是我们可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一座桥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环节。当然这个中观性理论怎么去解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我设想这种课堂生活研究应该是这样一个结构，它应当由研究者（manasknower）和行动者（manasdoer）共同来进行，我把它叫做KD合作共同体，一个合作共生的学术组织形式。课堂生活与社会生活、研究者与行动者构成了合作共同体开展课堂生活研究的四个维度，每个维度又有一系列的因素制约着对课堂生活的研究。所以我所说的课堂生活研究作为一种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不是由研究者提供一个现成的理论，实践工作者按照这个理论的指导去实践，不是这样一种模式。在这里，我们提倡的是研究者和行动者的共同合作，这是中观性理论的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