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涉及人性、人道主义、社会道德等比较复杂的问题。就人性来说，人有自然性，也有社会性，是这二者的统一。如果只是就人是生物即一般生命这个意义来说，自然生命性无疑是最重要的。在这点上，人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人不是动物，人是高等生物，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不在自然性，而在社会性。就这点而言，人的社会性生命又高于自然性生命。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谈。
（一）就一般意义而言，人作为社会的人应有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人最基本的道德，是做人的底线。人道主义最基本的要求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最高表现则是：在必要的时候，为别人生命的保全而付出自己的生命。值得指出的是，这别人，可以是不相识的人，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人。这里，不存在地位的比较，在同是人这一点上，达官贵人与普通百姓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汶川大地震中，是人都应救。就一般的人道主义而言，不存在谁地位高就先救谁的问题。某被埋之人大呼我是某书记，快来救我。其荒谬在于他将自己命看得比别人的命更重要。
（二）就人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而言，每人应具有与自己的社会角色相应的角色道德。社会角色不同，角色道德不同。医生有医生的角色道德，教师有教师的角色道德。汶川大地震出了一个名人“范跑跑”。其出名在于地震来时，他将学生丢下，率先跑了。如果他不是教师，或者说虽是教师，丢下的不是他任教的学校的学生，而是别的学校的学生，他不应受到谴责。
在人道主义这一层面上，范跑跑不应受到谴责，因为人道主义所要求的关心人，帮助人，只是在别人需要你帮助而你又有能力帮助人时。诚然，在当时，需要帮助的人很多，但范跑跑自己生命也存在危险，故他在这一层面，是无过错的，当然，也不值得赞扬。
教师的这一角色，他的道德原则是约定俗成的。教师这种角色，有些类似父母，但又与父母不同。大难当头，作为教师，首要是保护自己的学生，这是天经地义的。范跑跑正是这一点上，违背了老师的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看重在危难之际考验一个人的。《论语》中有很多这样的言论：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子张》）
这些言论，都强调一个仁字，仁是什么？是人的社会性生命，是人的角色道德。为了它，人是可以牺牲自己的自然生命的。这里，特别注意的是，孔子学生子张强调的“见危致命”。什么是“危”？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是危；灾难临头是危。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致命”！“命”在这里指什么？指人的社会性生命，即人作为某一社会角色的责任与义务。
孔子的学生子路在这方面是一个榜样。子路在卫国大夫孔悝处任邑宰，卫国发生内乱时，他不在国内，本是可以逃过这一劫的。然而他不这样，因为他知道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邑宰。作为卫宰，在卫大夫受难时，岂可不来相救？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回到卫国。进城后，他英勇战斗，敌人将他的帽缨击断，他说：“君子死而冠不免。”把红缨结好，将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好，整理好衣袍，继续战斗，直至战死。子路之死，死得壮烈，死得高尚。子路真个是“见危致命”了，他致的“命”主要有两种：一是作为卫国邑宰的责任；二是作为君子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