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闪耀，宛若星河，苏轼只是这星河中最为闪亮的一颗。它之所以最为闪亮，是因为有这样一条星河。苏轼与同时代诸多优秀人物的关系是复杂的，有的是朋友，有的是师生，有的是对手：或先为敌，后为友，或先为友，后为敌。种种复杂的关系于苏轼的人生来说；有悲有喜，有苦有乐，一言难尽。它造就了苏轼的坎坷，也造就了苏轼的精彩。如果没有许多的优秀人物与他同台“唱戏”，苏轼也就不能成其为苏轼了。
欧阳修是苏轼的伯乐。宋仁宗嘉祐二年，时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的欧阳修是这届进士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在众多优秀的试卷中，他一眼看中了苏氏兄弟的卷子，将苏轼点为第二名，苏辙点为第三名。据说，苏轼本应为第一名的，不想，欧阳修误以为这试卷是他的学生曾巩所为，为了避嫌，将苏轼的文章判为第二，后来得知真相，后悔不已。礼部复试时，苏轼才为头名。欧阳修对苏轼的才华十分赏识，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如此爱才，为天下主政者之楷模。苏轼何幸，得遇欧阳修。苏轼之成为苏轼，这欧阳修的慧眼，更重要的是这胸怀，不是第一重要吗？
有意思的是，苏洵见两位儿子的文章受到欧阳修的赞赏，也将他的文章送到欧阳修的案前，苏洵虽然未参加科举，欧阳修还是将苏洵的文章读了，也赏识不已。
得遇欧阳修，苏氏父子幸矣！
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也是很让人感慨的。王安石是大政治家，也是大文学家。论这两重身份，王安石均不在苏轼之下。王安石时为宰相，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变法运动。苏轼其实并不完全反对新法，但他指责王安石“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又写诗讥刺新法，王安石自然十分恼火，将他逐出朝廷，放到黄州这么一个小地方做一个小官。谁想到，王安石的变法没能推行多久。内外交攻之下，王安石不得不辞去宰相之职，退隐南京做寓公了。此年，苏轼由黄州调任汝州，路过南京，王安石得知这信息，骑个小毛驴，去长江边上迎接苏轼。此情此景，让苏轼感动。王安石毕竟是大学者、大政治家，胸怀之宽广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
试想想，苏轼在世时，政治地位、文坛地位比他高的是这样的人，不是苏轼之幸么？平心而论，欧阳修、王安石均是第一流的大学者，至少在文学成就上他们并不弱于苏轼。如果他们没有海一般的容人之量，苏轼就没有发展的可能；如果遇到阴险的小人，那苏轼不要说发展，说不定连命都丢了。
中华文化中自古就有文人相轻之坏风气，不过，也有文人相重的好风气。在北宋苏轼时代，文人相重的风气看来是占上风的。苏洵是乡下一老者，虽然文章写得好，但无一官半职，当朝的文章大家却没有人瞧不起他。他来到京师向朝廷献上《权书》等文章后，深得元老重臣的器重。权臣韩琦在私宅设宴款待苏洵，受邀的有枢密使欧阳修、宰相富弼和文彦博。如此尊重人才，以文取人而不是以权取人，今日看来，都觉得难以理解，而在宋代则为常事，似没有人大惊小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