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李锦宗家，是在1995年夏。待锦宗的贤内助玉容打开院子那扇有些斑驳的铁门，迎面扑入眼帘的是堆积到齐屋檐的报纸。屋的正面除了那扇窗子外，全为报纸。屋的正面除了那扇窗子外，全为报纸围住了。玉容说：“来，来，从这儿进。”哦，还有一道窄窄的铁门通向屋内。侧身进入屋子，又是齐天花板的报纸。如果不是客厅还给几张沙发留下一席之地的话，你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是住房，你会觉得是进了哪家报馆的仓库。
我忍不住发问，集这么多报纸干吗？玉容说：“宝贝呀，锦宗的宝贝呀！”停好车才进家的锦宗不好意思地讪笑着。
原来，这些报纸是李锦宗几十年积累的马华文学史资料。马来西亚华文杂志很少，绝大部分的文学作品是在报纸上发表的。我说：“你得及时整理呀！这样堆积起来，这屋还怎么住人呀。”
锦宗无奈地说：“我何尝不是这样想呢，但没时间。只能留到退休后来做了。”
时隔6年，我又去了锦宗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报纸、书籍更多了。玉容笑着埋怨：“锦宗的老婆才不是我呢，是这些报纸。”锦宗依然讪笑着，不去与玉蓉争辩。我知道，这志同道合的夫妻俩多年来就是这样“吵吵嚷嚷”又恩恩爱爱地过来的。
在马来西亚文学界，李锦宗也是名人。大家都知道这么个业余的马华文学史家。据说，他资料搜集的齐备程度超过了马来西亚大学。马大的老师、学生写论文经常来找他要资料。我笑着问锦宗：“收费吗？”玉容抢着答：“哪里收费，纯粹义务啊！还得给付复印费。”玉蓉在笑。
交谈中，我大致了解他资料搜集的规模。
目前他搜集的最早马华文学书籍是20世纪30年代的。自60年代末始，只要是发表了文学作品的报纸，他都收集了。锦宗说不出他搜集的资料到底有多少件数，我打量这座200平方米的屋子，资料占的面积至少超过三分之一。客厅、餐厅、阳台、走廊、过道、楼梯都为书报留下过多的位置，在这屋里行走稍不小心就会碰到书或报纸。我能理解玉容的“埋怨”了，我更为敬佩玉容的宽容与对丈夫的支持。至于锦宗，他是“自找苦吃”，只能说是“活该”了。
与锦宗夫妻成了好朋友后，我很想深入了解锦宗走上文学史研究的过程。我深知，这是一条寂寞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桩事业是为他人作嫁的，甚至是费力不讨好的。
然而我也深知，文学史研究的工作对社会、对作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文学的事业上，若只有作家，没有文学史家，文学就没有积累，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可是，出名的、赚钱的从来是作家，而不是文学史家。
李锦宗不是不知道这些，他比我还清楚，但他愿意去做，心甘情愿地去做，以之为业，以之为乐，这不是“活该”吗？
锦宗原来也是写作品的，而且出道很早，20出头就在报纸上发表小说、散文与诗了。我问他为何放弃了创作去弄文学史研究。他说，他有理论的兴趣，喜欢看评论文章。也喜欢历史。马来西亚文坛从事理论研究、文学批评的人很少。研究马华文学史，当时只有方修先生一个人在做，方修研究的重点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资料搜集不够，也研究不够。
锦宗说，他为此曾写信给方修，请他改进。方修没有回信。事隔多年，锦宗忘记此事，然而在一次会议上，方修竟对锦宗谈起了此事，说他一直珍藏着这封信。
我想，弥补方修研究的不足，也许就是锦宗从事马华文学史研究最初的动因吧。
锦宗第一篇研究马华文学的论文写于1969年。那时，锦宗尚在槟城一家工厂做文员。他试着给《南洋商报》的北马版写了篇评述马华文坛一年的文章。意想不到的是，报纸竟用一整版的篇幅将此文发表了，还加了编者按，这是很高的规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