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出版社为我出一套选集，决定出六种：《当代美学原理》《中国古典美学史》《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艺术创作美学》《审美伦理学引论》《环境美学》。[1]虽然这不是我著作的全部，但大体上能反映出我学术研究的面貌了。
我从事美学研究开始于1978年，至今已是29年了。回顾我的美学之路，大体上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
自1978年至1985年，基本上属于学习阶段。这期间，我参加过一期由教育部主持的全国高校美学教师培训班（1981），在上海进修三个月。当时国内许多名家都来授课，每天上午下午都讲。除了听课外就是读书，三个月的收获抵得上三年。我的美学基础主要来自于这个班。1981年至1985年，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美育》杂志，这一工作岗位为我提供了许多结识学术名家的机会。1978年我有幸结识朱光潜先生，朱先生给我的提出的指导主要是两条：一、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五篇著作，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第一部第五章《费尔巴哈提纲》《政治经济学方法》《自然辩证法》。二、学好英语，不仅能读，还要能写，能说，能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论文。1980年初我的第一篇美学论文《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在朱光潜先生的指导下完成，适逢周扬先生在湖南指导工作，我托人将这篇文章送给他看，周扬先生在湖南期间就看完了，他对湖南文联主席康濯说，我这篇文章很有见解。随后将文章带到北京，推荐给李泽厚先生，李先生将文章发表在他主编的《美学》第三期上。1980年6月我出席了在昆明召开的中国第一届美学会议，成为在这个会议成立的中华美学学会的首批会员。会上我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就美的规律与美本质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受到胡经之等前辈学者的赞许，发言收入会议简报，并写进会议综述。
学习美学之初，受影响最大的是李泽厚、朱光潜两位先生的美学思想。李泽厚是实践派美学的主将。后期的朱光潜也接受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不过，仍然没有与他原来的美学思想体系相脱离，这样，朱光潜与李泽厚虽然同主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但美学思想还是不一样。我长期困惑于他们两人的理论，游移于其中，并试图整合它们，1981年我的《简论自然美》（《求索》1981年第2期）发表，《新华文摘》1981年第7期全文转载，《光明日报》登了论点介绍。李泽厚先生从北京将这张《光明日报》寄给我，并在这条消息下用红铅笔划了重重的一条线。不久，我在上海见到李先生，李先生说他读过此文，发现此文的观点与他的不同，不过，他希望我有自己的观点，不一定要跟他一致。当时我很感动。李先生的大度鼓励了我在美学上继续探索，我后来的境界本体论是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之所以有此开拓，与李先生的鼓励不无关系。
1984年我的《艺苑谈美》一书写完，卢善庆先生在《读书》上撰文，说此书可以当作文艺美学来读。这段时期我发表了一些美学论文，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有《崇高——时代的主旋律》和《论丑》。我这个时期形成的美学观点，简单地表述就是：马克思的自然人化说是审美产生的基础。人类的两种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是美的根源。自然人化有两类：一是物质性人化，另是精神性的人化。美是人与自然合力的产物，美既有社会性又有自然性。美是人的精神自由的感性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