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是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现代技术在人类生活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而形成的一种文化观念。技术理性强调以人类物质需求的先决性为前提。在贪婪地向自然索取财富的思想指导下，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得到最大的重视。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影响乃至制约整个社会的主导力量，成为具有政治、伦理内涵的意识形态。由于科学是崇尚理性的，因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理性化，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现代生活是由理性的经济道德、理性的精神，以及生活态度的理性所构成的。”[2]又由于现代科学趋向于数学化，因而导致用数学结构阐释自然，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量化”几乎成为思维与生活中的一条重要原则。技术理性注重经济利润，注重工作效率，与之相关，经济成为社会的主题。
客观地说，技术理性有其巨大的正面价值。正是它，推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因而可以说，技术理性是人类的福祉。但是，技术理性的片面发展和不恰当的社会地位，又造成许多负面价值，诸如人文价值失落、环境恶化等。故而，技术理性一直遭受到人文主义哲学家的批判。卢梭把技术看成是道德沦丧、社会腐败的原因；尼采认为科技进步造成人类生命灵性的丧失；芒福德称由技术理性所影响而建构的现代社会组织形态为“巨机器”（mega-machine），人则成为这巨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更为全面、深入。“技术理性”这一概念就源于这个学派哲学家霍克海默关于“主观理性”“客观理性”的论述。“技术理性”属于“主观理性”，亦可名为“工具理性”。它的特点就是“本质上关心的是手段和目的，关心为实现那些多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显然自明的手段的适用性，但它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3]法兰克福学派中的马尔库塞认为当代工业社会中的人是片面发展的人，他称之为“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则指出，今日的科学技术不仅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也实现了对人的统治。法国当代哲学家让·拉特利尔也深刻地指出，科学技术成了一种“逻各斯”。“这个逻各斯的形成愈是完备，其自主性与其内在演化能量和注定要实现的种种无法预见的潜能一道愈益加强。它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只不过是人类的产品；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又离人类越来越远，成为某种试图将其自身规律强加于人类之上的外来力量。”[4]
人文主义者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有它的合理性。的确，人不应该只是片面追求物质功利，而应该有对生命意义的认识；人不应该被强迫纳入到量的同一性的模式，而应该有着自己的个性；人不应该束缚于理性，成为技术的奴隶，而应该有人最可宝贵的价值追求，包括自由。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应该是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关系，而应是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关系，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不仅人需要解放，自然也需要解放。
技术理性的这些性质必然影响到技术美。
第一，技术美在内在意蕴上更多地趋向理性，而在表现形式上更多地显现为抽象。
本来，任何美的形态其内蕴均有理性与感性两个方面。不言而喻，这里说的理性与感性都是属于人的，是人的本质力量。任何美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物态化，技术美也不例外。由于各种美的形态其产生的根据有所不同，在内化成人的本质力量时，其理性与感性的比重及其所指均有所不同。比之于艺术美，技术美其所内化的人的理性比重远远超过感性。在这方面，技术美近于科学美。科学美的内涵基本上是人的理性。因而有些科学家称科学美为理性的美。现代技术与现代科学这种密不可分以至于界限模糊的关系，使得技术美更多地具有科学美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