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1977年初夏。在北京大学一间明亮的书房里，朱光潜先生对我说，要学好外文，不仅要通过外文吸收西方的美学，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外文向西方世界介绍我们中国的美学。朱先生的话连同他书房灿烂的阳光深深地印入我的心田。他那次送我的英文版《柏拉图选集》我一直珍藏着，视为至宝。
朱先生说这番话时，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国门已经打开，西方学术、文学、艺术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李泽厚先生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在中国美学界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1980年，当时主持《美学译文》的朱狄先生让我译英国美学家哈罗德·奥斯本的一篇美学论文，我找了一位朋友合作，将它译了出来。当时，心中实在无数，不知道译得行不行。于是将译文寄给了朱光潜先生，想请他老人家审读一下。不久朱先生将译稿寄回了，信中说：他比较忙，加上年纪大了，眼力不好，我们的译文是他的儿子、时在安徽大学任教的朱陈审校的，朱陈的英文与中文均好，可以放心。后来，据朱先生的侄子朱式蓉教授说，尽管朱陈已经将文章审校了，朱光潜先生还是将译文看了一遍。朱先生去世已经17年了，朱先生对我恩重如山，我曾在《我的美学引路人——朱光潜先生》（载《名人传记》1989年第5期）和《关于朱光潜先生译稿的说明》（载《复旦学报》1989年第4期）中谈到过先生对我的教诲与提携，但这件事没有写进去，我想借这本书出版的机会表达对朱先生的不胜感激之情。
由于我上大学是在“文革”前与中，英文一直没有学好，但我一直在学。先是做点儿翻译，除了我上面提到的奥斯本的论文外，我还译过一本名为《人生道路的选择》（［美］戴维·坎贝尔著）的小册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译过英国美学家科林伍德的《艺术原理》部分章节，发表在《江苏美学学会通讯》，译过美国著名学者、作家爱默生的《论美》以及一些美学词条，发表在我主编的《美育》上。在《美育》上发的译文我都用笔名。马奇先生主编的《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选用了我译的爱默生的《论美》（原载《美育》1984年第2期.笔名“东行”），当时版权意识比较差，也未向马先生要过稿费与样书，马先生一直不知道是我译的，别人也不知道。马先生能将我这篇译文选进去。我已经是受宠若惊了，哪还想到要稿费？马先生也是对我有教诲、帮助之恩的美学家，他今年过世了。借此机会表示我对先生的深切怀念与崇敬、感激之情。
由于这些活动，我与国际美学界也建立了一些联系。1989年，我加入了美国美学学会，成为它的外籍会员，同时也加入了国际美学学会。时任国际美学学会秘书长、后来连任两届会长的阿诺德·柏恩特教授成为我的好朋友。1992年，美国长岛大学、密西西比大学都给我发函，邀请我去讲学。很遗憾，我因故未能成行。是年，我获得包兆龙、包玉刚出国留学奖学金，1993年，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公派去新加坡访问、讲学，这个机会，对我来说也很难得。包氏基金会在此前从没有给过文科学者出国留学奖学金。我是第一个获得此奖学金的文科教授。非常感谢当时任基金会主席的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教授。在新加坡，我除了在国立大学中文系讲《禅宗与中国美学》外，还在实践艺术学院面向社会开了《周易》、美学两个系列讲座，听课的有大学生、经理、董事长、编辑、教师，也有工人。当时我还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及别的报刊发表了好些文章（后来收集为《天地人沉吟》，由新加坡热带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当时最为强烈的感觉是，新加坡人对中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欢迎。新加坡我后来又去过两次，这种感觉依然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