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7月至1985年5月，我一边办《美育》刊物，一边从事美学研究，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并开始写作《艺苑谈美》一书。那些年，我去过北京好几次，也想过见见周扬先生。“**”结束后，周扬同志有一段时间住在中组部的一处招待所。打听确实后，我去找了，结果很失望，几天前，周扬搬家了，搬哪儿去了？没人知道。1982年，我终于打听到了准信，周扬住安儿胡同一号。我没有周扬家的电话，事前也没办法预约，那就只得闯了。我从日记中查得，那天是8月13日。下午，我来到安儿胡同，寻到了一号，这是一座四合院，有一扇大铁门。四围十分寂静，行人极少。我鼓足了勇气，按响了门铃。只听得“吱”的一声，大铁门开了一条缝。有脑袋探出来：“找谁？”我走上前，说：“找周扬。”“你是哪里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打电话约过没有？”“没有。”眼看那人就要关门的样子，我忙说：“这样吧。请您进去跟周老说一声，湖南有个叫陈望衡的人来看他。如果他说不记得了，或者说没有时间，我马上就走。”那人将铁门合上，进去通报了。过一会，铁门打开了，那人说：“请。”走进院子，门房让我走进左边的会客室，招呼我坐下，然后拿来了电风扇。我环视了这会客厅，这是一处老宅，黑木的门窗，粉壁上挂的那些画，全是名家的作品，记得有黄胄的毛驴，有林风眠的水禽。略等片刻，周扬偕同他的夫人苏灵扬进来了。我们三人分坐三个方向，周扬坐在正中，苏灵扬坐在他的对面，我则靠着通过道的墙壁坐。我先是表示对他的感激，说您对我的文章的推荐，对于我一生的事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周扬对这句话感兴趣，他笑着对苏灵扬说：“陈望衡说我对他文章的推荐对他一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呢。”苏灵扬则说：“是吗？”说话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我然后谈如何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办《美育》，并向他约稿。周扬说：“美育十分重要，它是人的素质教育之一，过去否定美育是不对的。美育，苏灵扬是专家，她可以为你们刊物写稿。”接着，周扬问我的家庭、问我这些年做学问的情况，我说因为要工作，通常只能晚上做，经常开晚车，有时通宵。周扬微微点头。我又说到朱光潜先生、李泽厚先生、王朝闻先生对我做学问的指导，周扬说：“有老师指导是好的，但个人奋斗还是要的。我们党并不反对个人奋斗，只要个人奋斗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搞学问，组织不能代替你，老师不能代替你，朋友不能代替你，还得靠个人奋斗。”周扬这番话我听得有点懵了，因为从我上小学起，直到现在，个人奋斗一直遭到批判，说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才过去不过几年的“**”批判个人主义的情景还记忆犹新，那时的提法是“狠斗私心一闪念”。周扬的说法怎么不同呢？当时的我，听到他提倡个人奋斗的一番话，十分害怕。一时没敢作声。周扬大概看出我的疑虑，继续说：“毛主席说过，有大公无私，也有大公有私嘛！大公无私只是一个要求，问题是要先公后私。在公私矛盾时要服从公。”听到这里，我才有些释然。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周扬跟我说的自我奋斗的话，我不敢跟人家说，我只是将它记在日记里。
我第二次去看周扬是1984年3月初的一天。仍然是在安儿胡同一号，仍然是在那间会客室，仍然有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在场，不过，这次周扬的情绪不高，整个会见，他没有笑过。当时，全国正在进行一场清理精神污染的运动，周扬恰好是这场运动的挨批者。事情的原委是，这年的3月7日，北京开了一个大会，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周扬在会上做了一个主题报告，谈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问题的理解。报告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影响非常大，这是“**”后第一篇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然而这篇文章却引来那些坚持极“左”思想人的反感。一场名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暴突然降临了，周扬再次被打倒。身心交瘁的周扬这次是扶病接见我。在接见中，他很少说话，多是静静地听我谈研究美学的心得，当我说到我正在研究黑格尔美学并准备写一本书时，苏灵扬突然插话：“你不害怕吗？”“害怕什么？”我不明白。苏灵扬说：“你研究黑格尔，黑格尔不是谈异化的吗？你不怕人家批你搞精神污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突然明白了。周扬那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问题的报告有一段专门谈“异化”，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的可能。这正是那些极“左”分子猛批周扬的问题之一。（2007年5月我去上海，见到王元化先生，王元化是周扬报告的起草人之一，王元化先生跟我详细地谈到了周扬坚持要谈这个问题的缘由，周扬这是在深刻地总结“**”的教训啊！）异化问题，我研究过，我认为周扬说的没错。年轻的我，无党无派，又没有职务，自然不怕什么。我提高了声音，挺直腰板，说：“我不管什么自由化不自由化，我只知道读书无禁区，研究无禁区！”周扬对我的话没有任何反应，但苏灵扬笑了。
1985年，我没有机会再去北京，也未能再去看周扬。我听说周扬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此时我将要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学王国探秘》一书，很想让周扬为我的书写个序，我给周扬写信，并寄去了我的新书《艺术美》，然而没有收到回信，于是我就写信给周扬的儿子周艾若先生。周艾若先生回信给我，说是周扬已经成了植物人。艾若说，哪怕父亲口能张一张，我也能揣摩他的意思，给你写点什么，可他连张口这样的动作也不能了。
1989年8月1日，我看到报上发表的消息，周扬去世了，但周扬去世的报道很低调。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这样概括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30年代左翼文艺活动的宿将，40年代解放区文艺的组织者，50年代文艺斗争的领导者，60年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在他身上几乎浓缩了一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的历史。《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大百科全书》称他为“中国文艺界的首领和文艺政策的主要设计师”。
我只是一名受恩于周扬的学者，自然无法对周扬一生做出全面的评价，但是，我永远感激他，敬重他。他无时无刻不活在我的心里。
原载拙著《聆听天籁》，山东友谊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