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距我将文章给周扬看已过去两个星期。下午我因工作去湖南师大看望邓超高教授，邓超高教授告诉我，在省文学学会筹备会上，康濯说，周扬同志这次来湖南，看了陈望衡的一篇美学文章，很欣赏，说是有见解，很不错。我当时听了，又惊又喜。想不到周扬在返北京前就看了我的文章，竟然还给了这样高的评价。这篇文章现在何处？按捺不住兴奋，我去省文联大院找康濯。康老的家我知道，他住五楼。才坐下，我就问康老，周扬同志果真看了我的文章，表扬了我的文章吗，康濯说，是的。周扬同志还说湖南有人才。我接着问，那我的文章呢，康濯说，周扬带到北京去了。
时间又过去了十来天，5月22日上午，我正在想能否给周扬的秘书（我费了一些周折打听到了秘书的名字）写一封信，问一问我的文章。正在这时，有人从传达室拿来一封信。信封印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字样，拆开一看，是李泽厚先生写给我的。李泽厚，这也是我极为尊敬的一位大美学家，他给我写信了！信中说：“陈望衡同志：周扬同志转来您的文章（《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我们读了，决定在《美学》第三期刊用，特此奉闻。敬礼！李泽厚，五月十八日”。真是喜从天降！我当时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我将这喜讯告诉给康濯同志，告诉给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老师。后来，听李泽厚先生说，周扬同志将他约到家里，将我的文章亲手交给他，并且明确地表示了对这篇文章的欣赏。第二天，我又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信，此信邀请我参加当年六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
1980年，我三十来岁，对于现在的青年，三十来岁的年纪出这样的成果可能算不了什么，可那时，“**”结束才三年多，应该说还是不太容易的。这篇文章得以写成并在权威刊物发表，我得感谢三位大人物：朱光潜、周扬、李泽厚。没有朱先生的指导，这篇文章不能写成；而没有周扬的推荐、没有李泽厚先生的支持，这篇文章难以这么快地发表，而且在这么高规格的刊物发表。我非常珍爱这篇文章，它是我的美学处女作，也是我的代表作之一。它凝聚着周扬、朱光潜、李泽厚三位大人物对后辈学者深切的关爱与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