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先生每天在这窗下阅读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的信件，并且一一地写回信。我给先生约莫寄过十几封信，另外还有我的文章，其中有一篇为《审美——文艺的社会职能》（发表于《边塞》1980年第3期），这是我的美学处女作，先生回信说“拨两个小时，为你修改这篇文章”，这文章，我想也是在这窗下改的。
先生寄给我的信函中，有时也夹有一些供我学习用的资料，其中有一份译稿，是先生新近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译稿，共四页，1600字。先生时年过八十，握笔的手发颤，字写得歪歪扭扭，但很工整，没有涂改，想是誊清的。第四页上还有先生画的一张表，用大括号、小括号等符号表述人对世界的掌握是怎样的一个体系。记得1989年我去复旦大学看望蒋孔阳先生，说起我手头还有朱先生的这篇译稿，蒋先生说，这太重要了，让《复旦学报》发表吧。于是，我写信给奚今吾先生，询问可否发表先生这个译稿。奚先生让朱光潜先生的侄子朱式蓉给我回信。式蓉信中说，伯母同意发表。于是，我将朱先生的译稿抄了一份，寄给了蒋孔阳先生，并附上我写的一篇说明文章，介绍此译稿的来历和我学习的体会。朱先生的译稿和我的说明，发表在《复旦学报》1989年第4期上。
先生晚年，每天除了要拿出一些时间接待青年外，还要花差不多两个小时给那些向他求教的青年写信。《朱光潜文集》第十卷，是书信卷，这卷中的信，绝大部分是他晚年给青年们写的。那时，没有电脑，全是一个字一个字，用钢笔在纸上写的。那时也没有伊妹儿，那信需要跑邮局一封一封投进邮筒去。
先生太辛苦了！望着燕南园66号二楼的窗户，想象着窗下先生伏案写作的情景，心中涌起一股热流，泪水涌出来了。
我在燕南园66号周围转着，转到屋后，这屋后连着厨房，这使我想起朱光潜先生在家里宴请我的情景。
那是1983年夏，估摸是8月。我去哈尔滨参加一个会议，计划归途在北京停了停，去燕南园看望朱先生。我将这计划告诉时在北大做访问学者的朱式蓉教授。这天大约是上午十点多，我来到了燕南园。朱先生偕同朱式蓉已在等我了。我与朱先生谈了估摸一个小时的话，先生请我去餐厅，说是要请我吃饭。我没有准备，受宠若惊，不知说什么，也跟着先生来到餐厅，才坐下保姆就上菜了，记得上的第一道菜是煨鸡汤，香喷喷，想是早就准备好了，不然那能一坐下就上这样的大菜？
先生让保姆拿出两瓶酒来，一瓶是桂花陈酒，一瓶是泸州老窖。他先是给我斟一杯泸州老窖，然后给自己斟上一杯桂花陈酒。这时，师母奚今吾先生从另外的屋子来到餐厅，对朱先生说，你可不能喝酒啊！朱先生笑着说：“不妨事，我只喝一杯桂花陈酒，望衡喝泸州老窖。”师母不再说什么了。
这顿饭就朱先生、式蓉和我三人。我知道是朱先生专请我的。我这一辈子，不知吃过多少请，然而只有极少数的请是难以忘怀的，在朱先生家的这次吃请是其中之一。
先生对我恩重如山，我一直没有给先生送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只记得送过两条烘干的鲤鱼。那是1984年冬，正是寒假，有学生是东北人，要回东北的家。我刚好收到两条来自岳阳洞庭湖的腊鱼，黄灿灿的，就让这位同学路过北京时送到朱先生家去吧。朱先生收到后，很高兴，给我特意写了一封回信，说是“无功受禄”，怎么是无功呢？先生对我，恩比天高，功比海深！
这一切均已成为过去！我绕到燕南园66号的后面，屋后收拾得很干净。后门是关着的，我想，这后门应是连着厨房，厨房过去就是餐厅了。我自然进不去。我也不想进去，先生不在，进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先生走后，我去看过奚今吾师母，问及先生的墓地，我说，能不能在北大校园里占方寸之地，立一面碑呢？奚先生摇摇头，说不可能。奚先生现在也走了，我该到哪里去凭吊先生和师母呢？
我不知先生的墓地在哪里，我只熟悉这燕南园66号，我想，先生的魂灵应是在这里。自从1946年自武大来到北大，先生就一直住在这里。这儿，有他的音容在，有他的步履在。
已是傍晚了，天色转暗，霞光从厚厚的云层透出，将燕南园66号涂上一抹红色，二楼的玻璃窗亮闪闪的，又将霞光反射到对面的大路上。
我不愿这么早就离开，环顾左右，在等着先生散步归来。
2010年8月初稿，9月二稿
载《艺术》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