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约莫在我身旁坐了十分钟光景，主席台上的工作人员下来请先生上主席台，先生从我身旁的座位上离开，我赶紧送上拐杖。
昆明会议后不久，我去北京看朱先生。先生那天很高兴，说是要带我去看看宗白华先生。我自然非常高兴，忙站起身来。先生开始准备，找他的拐杖。奚师母忙过来，问去哪里。朱先生说去看看宗白华先生。奚先生有点担心，朱先生说，没有事，有陈望衡在照顾着。师母不吭声了，送过拐杖，先生接着，我和先生出门了。
我们慢慢地走，来到未名湖三岔路口，先生不知往哪里转弯了。他探寻地向周围看了看，不走了，拄着拐杖，等着问人。有人骑自行车来了，一见朱先生，忙下车问去哪。得知是去朗润园，用手指了指方向。那位骑自行车的人我也认识，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家陈贻焮。
我们继续前行，走了一会，先生停了下来，说，应该是这一块。拐杖轻轻地在地上磕了磕。
我去问，真巧，问的就是宗白华先生的家。听说朱先生来访，宗先生忙起身来迎接，两位老人相对而坐，很兴奋，他们也是多时未见了，聊得很多，我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我清楚地记得那根拐杖就倚在朱先生的身边。
我看过先生几帧照片，是与拐杖在一起的，或拄着，或倚在身边！
先生走了，那拐杖呢？
在燕南园66号做客，常能获得先生送的礼物——书。那些年先生每年均有书出版，多是旧著的新版。我去时，先生将摆在案头上的新书，取出一本，送给我，并且不忘用钢笔签名，有几次还写上“望衡老友存念”这样的话。我哪能有资格作先生的“友”，我只是先生的“生”啊！“老”，当然不是指年纪，而是说的“熟”。我明白，这正是先生平易的表现。
先生送我的书中，有几本是特别值得珍惜的。那不是他的新书，而是旧书。有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诗论》《我与文学及其他》。有次先生问及我的英语程度。我说能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英文版。先生说，还可以，但不够，要能在国际会议上用英语发表论文。说着，不知从哪里找出一本英文版的《柏拉图选集》，封面褐色，纸张发黄，小三十二开，厚厚的，精装本。先生说，那是他留学英国时购的，可以对照他的译本读。
那些年，我真还努力学了点英语。译了一本书《人生道路的选择》（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也还译了一些英文小文，用东行的笔名发表在我主编的《美育》上。
有一次，朱狄先生知道我在学英文，让我翻译英国奥斯本的一篇文章，我与一位朋友联合将它译出来了，寄给朱先生，想请朱先生给校一下。朱先生将它交给他的儿子朱陈教授，朱陈教授将它认真校了一遍。此译文后发表在《美学译文》第三辑上。现在回忆起来，真为自己的当年的大胆无礼而感到惭愧。“邈予小子”，你算什么，竟敢请朱光潜先生这样的大师为你校译文？
说到英语，对于先生的教诲与期望深感惭愧，虽然一直在学，但没有下功夫，学得不好。差可告慰先生的是我也走向国际学术界了，我曾多次在国际会议上用英语宣读论文，也曾在哈佛大学敦巴顿橡树园高级研究中心、美国康涅狄格学院、德国约恩苏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等国际上著名学校和研究机构用英语宣讲自己的研究成果。
先生送我的《柏拉图选集》是怀在我心中的一块珍宝，它将伴着我在国际学术界一直走下去，它给我力量，给我鼓舞，给我温馨！
我就这样观看着，思念着，在燕南园66号周边徘徊。一次又一次地在先生门前停住脚步，久久地盯着那把铁锁。
我的目光停留在二楼的窗户，窗紧闭着。窗下有先生的工作室。他的巨著《西方美学史》是在这窗下写的，巨译黑格尔《美学》三大卷、维柯《新科学》也是在这窗下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