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吴泰昌同志寄来的他的新著《有星和无星的夜》，不禁又勾起了我对朱光潜先生的怀念。泰昌这本书有好几篇文章是写朱先生的，而我也正是因为同朱先生的关系才与泰昌结识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朱先生是1985年元月，泰昌邀请我去北京参加全国中篇小说的评奖工作，我早听说朱先生病了，正想去看他老人家。到了北京，听说朱先生已出院了，但又听说朱先生记忆衰退得厉害，许多熟人认不得了。一个晴朗的冬日，我来到北京大学燕南园朱先生的住处。朱先生正在客厅休息。我走进去，握住老人的手，说：“朱老，我来看您了。我是湖南的陈望衡，还记得吗？”朱老含笑地点点头说：“记得，记得。还在编《美育》吗？”看样子，朱老真还记得我。我仔细端详刚出院的朱老，发现他胖了，脸色也还红润。我深为朱老健康高兴。哪里想到只时隔一年零两个月，老人就故世了。据泰昌说，老人是扑在《新科学》的封面上辞世的。
夜阑人静，春雨潇潇。朱光潜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两年了。然而我总觉得他还活着，此刻我就似乎清晰地看见他坐在我对面，握着那只大烟斗，跟我亲切地聊天……
我永远记得1978年7月19日这一天，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先生。这天上午，我应先生之约，在北大学生陈清云的陪同下，去西语系一间工作室拜访他老人家。我很兴奋，也有点胆怯。这是海内外著名的大学者啊，我不知该怎样与先生谈话。然而，当我走进先生的工作室，疑惧全消失了。在我面前是一位多么慈祥、多么可亲的老人。瘦小的身材，满头银丝，佝偻着背，然精神矍铄，开阔的前额下一双眼睛闪耀着温和、睿智的光。我一进门，他就起身与我握手，并拿出牡丹牌香烟来招待我们。他自己是不抽这种烟的。他抽的是大烟斗。备这种香烟，完全是用来招待客人的。这亦可见出先生的诚挚、精心。
坐下后，他拿出一张卡片，叫我留下名字。他看了后，笑道：“望衡，‘望衡对宇’，这名字好！”我也笑了，局促感全消失了。“望衡对宇”这成语我比较生疏。我父亲给我取这名不是出于此典。为了纪念朱先生为我的名字找了个新出处，我用“对宇”作笔名发表过很多短文和译文，此是后话了。那次，我们促膝而谈，范围很广，从湖南名胜传说人物到他老人家的生活经历、日常起居，从马列著作的翻译到当时美学界的热门话题——形象思维。老人那天兴致很好，谈兴很浓。他音量不高，但清晰、柔和、流畅，带有很好听的安徽口音。听他谈话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我向老人请教了几个美学问题，老人一一给予了指导。最后老人说，搞美学，有三条最重要。第一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美学观点和文艺观点；第二，要至少懂一门外文；第三，要至少懂得一门艺术，自己能动手创作更好。老人这三点建议，以后还给我讲过多次，信中也提到过多次。特别是第一点。我觉得这是老人从自己一生的经历中得出的最可宝贵的体会。他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是真诚的。他在晚年经常读马列原版著作，他曾多次对我说过，现在中文版的马列著作，许多翻译不准，他打算重新翻译一些。他也确曾翻译过一些。比如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都有新译文发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