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书法家大多是诗人，作家。而在当代，一身而兼两任者可谓寥若晨星。至于大书法家兼大诗人、大文豪，那更是凤毛麟角。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书家在书法上的成就。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潘受在书法上的成就才更显得难能可贵。人但知潘受字写得好，是卓越的书法家，可哪知潘受的书法好，其根底在于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这中国文化的修养又在文、史、哲、经等许多方面，在这里只谈谈书法与诗歌的关系。
书法好不只是字写得好，也还要看字所表达的意思好。只有二者都好，才是一幅好作品。书法作为一种具有美学意义的艺术，它与诗的关系尤其密切，大多的书法作品录的是诗。人们在吟诗时欣赏书法，同时也在品赏书法时受到诗意、诗情、诗境的感染。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是诗之形，诗是书之魂。
潘受的书法作品写的都是自己的文学创作，主要是他的诗。潘受的旧体诗当今无双，它既古色古香，是地道的旧体诗的形式；又新情今趣，是今人的真切心志。关于他的旧体诗的成就，中国文化巨匠章士钊、刘海粟、徐悲鸿、钱钟书、俞平伯等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是“寄兴深远，属词雄古，大似少陵”，“艺词直追定庵”，“诗在南洋矣”。从以诗为主的角度言之，书法是记载诗的手段，是诗的外在形式。不过，中国的文字，它不只是记录思想、情感的工具，它自身也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因而也是一种艺术。如若从以书法为主的角度言之，书法所录的诗倒反过来成为它的形式。
潘受书好，诗亦好，二者的水平是相当的；正因如此，相得益彰。潘受的书大气磅礴，灵动雄健；他的诗豪迈纵恣，清新活泼。二者的结合是有机的，具生命意义的，就好比狮、虎，其力之勇猛及威风凛凛与其皮毛、面目完全贴合，刘勰说得好：“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10]因此，潘受诗书的结合是内在精神的结合。我们且看这幅《为新加坡艺术中心题》，题的诗是：“日日推陈日日新，千姿万彩见精神。海风山雨相呼唤，艺术都为一字真。”诗人对新加坡文坛彩丽竞繁的兴旺景象由衷地歌颂，对未来更是充满了信心。情感之热烈，思想之深刻，熔为一炉。诗真个是雄豪奔放，生意盎然。与诗的内容相贴切，这幅字也写得笔酣墨饱，神采飞扬。两个“日日”，第二个“日”字作省写，表现出一种日月流逝的动感。“海风山雨相呼唤”乃此诗的精髓处，是诗眼，七字写得尤为灵动、欢快，那个“呼”字，最后一笔神采飞扬，真个让人立马想象出诗人在“千姿万彩”的花园中纵情呼唤。我想，如若书法家不是诗人自己，是很难写得如此传神的。
潘受晚年将自己早年写的诗写成条屏，像《峨眉四屏》《写一浮四屏》《金马仑四屏》《桂林四屏》（见《潘受》《潘受八十诗书》《潘受墨迹》等），这些条屏都非常精美，特别令人宝爱。这些条屏写的大都是他的七律，或咏史，或怀古，或记游，或赠友，风格沉郁顿挫，寄慨遥深，而音韵铿锵，作金石声。这些作品经潘受自己晚年书写，更见风雨沧桑，如陈年老酒出窖，以旧式坛罐盛之，情味倍增。试赏《峨眉四首》之一：“万仞擎天玉作胎，峨眉山似碧莲开。池中灵气龙将变，台上高歌凤不来。往往沧桑无往迹，沉沉菩萨有沉哀。神州又值干戈际，一步登临望一回。”这首写于抗战时期的诗蕴含的爱国情感力透纸背，今日读来，还令人不胜感慨。那“玉作胎”的山河、“碧莲开”的美景与“龙将变”的期望、“凤不来”的伤感，纠结成一种复杂的情感波澜。满幅文字将国难时的悲壮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