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形式，对于幽默来说，太重要了。天真是儿童独有的清纯，它的本色是真诚。时下的诸多电视小品的幽默，少的就是儿童般的天真。小品的制作者学不了儿童的天真，就只能是尽量装土，装傻，装蠢。土得掉渣，蠢得要命。这样，的确也能让人发笑。在观众，是这样的潜在思维：世上竟然还有这样土的，蠢的，我虽然土，虽然蠢，比起它（角色），可要好多了。于是，在虚幻的满足中，自得地笑了！想想看，如果幽默在比谁最土、最傻的份上，这幽默还有什么意义呢？
天真不是土，当然更不是傻，天真本质是真诚，是纯洁。还有比儿童天真更可爱的吗？没有了。真正的幽默不能没有天真，但是，真正的幽默也不能没有深刻。形式要天真，内涵却不能天真，要深刻。在戒酒这件事情上，陶渊明开心地说：“好啊，我不喝酒了，我可是真下决心了，一戒到底。这样，我小帅哥一个，青春永驻，长命百岁！”戒酒的意义一旦吹过头，就成为幽默了，让人会笑了——会心地笑了。
会心地笑，重在心领神会。需要说话吗？需要说一点，但只是一点，好比画龙点睛的点，需要精当，千万不要说多了！上诗最后一句“清颜止宿容，奚止千万祀”，不是挺精当的么？如果再多说几句，就油滑了。如果油滑，那就是对亲人的亵渎。
幽默与油滑相差在毫厘间，却是本质之别。
也许因为对幽默期望值很高，因此，许多弄幽默的作家均煞费苦心。殊不知，求之过苛，伤了真性情，倒走向反面了。幽默还是出之自然者为佳。陶渊明从来没有想弄幽默，他的诗文均出自真性情。其中不乏幽默。如这首《责子》：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陶渊明写这诗时四十四岁，育有五个儿子，应该算有福气吧，然而五个儿子没有一个争气的，不是太懒，就是贪玩，也许智力还有问题。陶渊明真个失望透顶了，然而他既没有怨天，也没有尤人。只是长叹一声：“天命既然如此，我还是去喝我的酒吧！”
这里，是不是也构成了幽默的情境？按常理，有这样的儿子，应该气不打一处来才是，应该将儿子臭骂一通或者将自己臭骂一通才是，可陶渊明不这样，他将这一切推之“天运”。既是“天运”，何忧之有？还是去寻找自己的快乐吧，那快乐就在“杯中物”——酒上。
好个“且饮杯中物”！正是这“且饮杯中物”，让严肃变成了轻巧，痛苦变成了欢乐，冷嘲变成了幽默。
这里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没有？没有。全是自然的，幽默全在自然！现在的各种电视小品常有以幽默标榜者。可怜，那些作家与演员，煞费苦心地编故事，兜“包袱”，可就是不自然，不切事。当某著名小品演员津津乐道于从倪萍的《日子》扯到“月子”以取悦观众时，他有没有觉得这煞费苦心的幽默太不自然太刻意为之？
当然，“包袱”不是不能兜，兜包袱是制造幽默的一种技巧，需要兜，但一定要自然。陶渊明有一首名为《命子》的诗，主题与《责子》差不多，全诗的写法就是“兜包袱”。
诗的前面共24句写赫赫家世，什么“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一直传下来，代代有做官的，真个是“浑浑长源，蔚蔚洪柯”。如此家世，再怎么也应该出人物不是？
下面写儿子。儿子出生的时辰好极了。取的名字为“俨”，表字为“求思”，那是希望儿子温和恭敬，像孔子的儿子孔伋，成为有出息的孩子。
家世好，出生时辰也好，家庭的教育与爱呢？那也是好的。陶渊明写道：
厉夜生子，遽夜求火。
凡百有心，奚特于我？
既见其生，实欲其可。
人亦有言，斯情无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