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当我们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时候，很自然地将影响我们生存的自然、社会看作环境。自然和社会既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世界，却又是与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的世界，当我们不再将自然与社会看成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世界时，实际上我们是将自然与社会看成是我们的环境了。美国哲学家阿诺德·伯林特认为“人与环境是统一体”。[2]芬兰环境美学专家约·瑟帕玛也认为“环境总是以某种方式与其中的观察者和它的存在场所紧密相连”。[3]而在笔者看来，环境与人的关系具有一种类血亲关系的性质。人类来自自然，其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所以，从哲学意义上来看，自然是人类的家。而就个人来说，任何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社会，因此，也可以说社会是人的家。自然也好，社会也好，当我们思考它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均是环境。环境美学作为环境哲学的一部分，它侧重于研究环境与人的情感关系，环境美的本质在家园感。[4]
既然人类最初的“家”是农业的产物，有农业才有家，既然我们将环境的本质看成是“家”，将环境美的本质看成是“家园感”，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定，原始农业实际上是环境哲学包括环境美学的胚胎。现今农业源自原始农业，那么，在当今环境美学建设中我们理所当然要关注环境美学的母体——农业了。
二、作为人类最初的家——农村所具有的审美优质
农村是作为人类的最初的家，目前，尚是主要的家。作为人类最初的家，农村具有四种重要的审美优质：
第一，它能让人比较多地与自然相亲和。农村，举目就是自然，不是原生态的自然，就是农作物的自然。人来自自然，天然地具有亲自然性。渔猎生产时期，人直接住在自然环境中，这固然可以跟自然有最直接的交往，但是，由于人极大地受制于自然，因此，这种与自然的直接接触，人不都能感受到与自然的亲和，在许多情况下，倒是会感到对自然的生疏与恐惧。工业社会造成的城市，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将自然赶出城市，市民远离了自然，人的亲自然性得不到实现，人性在某种意义上异化了，诸多的城市病实根源于人与自然的疏离。农村这个家，一方面，因它与自然有着充足的接触，能较好地满足人亲和自然的需要；另一方面，农村这个家，因为毕竟不是安放在原始的荒野上而是安放在田野——人造的自然中，因而可以排斥原生态自然对人性压抑的负面效应，较好地体现出人的主体性。可以说，农业在满足人性的自然需求和文明需求两个方面均有它特殊的优势，而在强大的工业文明背景下，农业的亲自然性更显得突出。
第二，它能让人直接地与自然生命进行交流。农业生产重要性质之一是人直接地参与培育自然生命的活动。生命是地球上最高意义的存在，地球上的活动最具意义的莫过于生命的活动，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生命与生命间的交流。农业生产中的种植谷物、豢养牲畜，既是人的生命在培育物的生命，也是人的生命与物的生命在进行着交流。“天地之大德曰生”，在人类的一切活动中，还有什么比生命与生命的交流更具审美意义呢？
第三，农村有更为丰富的人际交流。众所周知，工业社会中，生产与生活是分离的。生产中，工人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机器。工业化程度越高，人对机器的依附就越强，主体性就越弱。工业生产中，工人与工人的关系均是建立在机器的运转上的，是机器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人际关系，实质是机器中的部件与部件之间或者说是机器运转中环节与环节之间的关系。自然，这种建立在机器运转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只能是理性的，绝无感情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