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蒋孔阳先生，心中就感到特别的温暖。翻阅蒋先生夫人濮之珍教授编选的《蒋孔阳：且说说我自己》，心中波涛汹涌，这本书中，收有蒋先生写给我的27封信。我不能平静地阅读这些信，这些信是那样密切联系着我1980年至1992年那一段岁月，蒋先生的信勾起了我对那一段生活的回忆，那是一段不平凡的生活岁月。
时光在流逝，蒋先生离开我们也有十多年了，然而，他的身影，他的声音却一直清晰地活在我的心里：
我想起在上海他的寓所与他的聚谈，想起他带我去复旦的教工食堂吃饭，想起他带我去看望伍蠡甫先生，去复旦的宾馆看望叶嘉莹先生……
我想起1983年在厦门与他的聚会，那是一届中华美学学会的年会，会后，我与他还有他的女儿蒋红等一起去游泉州的清凉山，去访集美村，汽车在坑坑洼洼的马路上颠簸，虽然有些累，但先生自始至终情绪很高……
我想起1984年在长沙与他的聚会，我带着他还有王朝闻先生等数十位美学家去湖南的张家界，我记得我陪他游腰子寨，途中本来很累了，想下山，但蒋先生说再坚持一会，结果看到了天下奇景——天桥。蒋先生兴奋地说，还是王安石说得对啊：“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1]从张家界回长沙，我与先生并排坐，一路聊天，真是难得啊！
我想起1990年蒋先生与濮先生来访杭州，我陪他们游览西湖。回来，我将一些照片寄给蒋先生。感谢濮先生看重我们的这次游览，更是感谢濮先生对我的器重，她在编《蒋孔阳：且说说我自己》一书时，用了我们三人在西湖的合影。
……
我与蒋先生通信始于1980年8月。当时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做编辑，社长黎维新与文艺编辑室主任黄起衰在一个会议上拜会了蒋孔阳先生，回来后对我说起此事，让我与蒋先生联系，当时我正在筹办《美育》杂志，亦想请蒋先生做顾问并赐稿，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联系上以后，有种种机缘见面，晤谈，以及学术上的请教、切磋，很自然地，我为蒋先生的人格、学问所吸引，服膺于他，亲近他，由衷地将他看作我的老师、我的尊长。那些年，我与上海的美学界走得很近，上海一批美学家都与我很熟，他们编集子总想到我，我对蒋先生说，好像是上海美学学会的会员了，蒋先生说，就是嘛。
人生有诸多的无奈，我总觉得似有某种力量在主宰着人的命运。从我的本心来说，到蒋先生身边去，做他的学生，那是一件极为美好的事，但是，不知为什么，做学生的事，我竟一直没有提出来，仿佛它被压在漆黑的意识深处，而其实它上面只是盖着一层薄薄的纸，稍一触动，就会露了出来，可为什么没有去触动它？
1989年1月蒋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前一信，想已收到，浙江大学事如何？念念。现复旦文艺学课，被评为博士点重点学科，我向学校建议，增强师资，我想到了你：不知愿否到复旦？如愿，我们可以想法推荐。但复旦人多，一下子要升教授，可能有些困难，请考虑后，给我一回音。
孔阳，元月九日（1989年）
因急着发信，所以写得很匆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