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说起事情的来历：大概是1984年吧，那时我在长沙编《美育》，一次去北京出差，下午去看李老师，那时他家住和平里。
那天谈话的主题是我适宜做什么样的学问，话题好像还是李老师提出来的，我那时刚写完《黑格尔美学论稿》，想继续研究康德，遂说对康德有兴趣；又近发表了一篇关于典型的文章，遂说对典型问题也有兴趣；那时，我还做小说评论，对古华、莫应丰、孙健忠的小说均写过评论。就在李老师家聊天时，我还发现当天的《光明日报》某杂志广告上有我写的评论呢。李老师对于我说的这些，似乎都不置可否。谈话到下午五点了，我离开李家去火车站，在候车室，回想下午与李老师的谈话，觉得不得要领，我究竟适合做什么研究呢？还是不明白。于是，我立马坐上公交，再去李老师家。敲开门，露出李老师的脸，他对于我的再次到来，似乎没有感到惊奇。我开门见山，问：“老师，您觉得我到底适合做什么研究呢？”李老师思索了一会，说：“我觉得你做中国美学史研究比较合适。”我心里一下就亮了。李老师说：“研究方向与当下做什么课题是两回事，你下午说的均是具体的研究课题，不是研究方向。就研究方向来说，你是中文系出身，还是研究中国美学史合适。康德、黑格尔是要研究，但主要是学习。”
李老师的建议就这样扎根于我心，成为我以后治学的方向，虽然今后治学的主要方向是明确了，但实现这个转移却是一步步的，直到1998年《中国古典美学史》的出版，这个转移才算彻底完成了。
话题聊到社会上对他的评价，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李老师对这个评价似乎还认可，他笑了，说：“我一直认为马克思的经济是基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我持‘吃饭’哲学，人首先要活着。活着是第一位的。因此发展经济最重要。”
舒建华此时插话：“李老师，你在20世纪90年代说中国的问题要分四步走：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现在也许到了社会正义这一步了，您觉得要怎样才能将这一步做好？”李老师说：“我认为，还是发展经济，我说的经济，主要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强大起来，社会正义就好办了。”
李老师关心民营经济第二代的情况，舒建华来自浙江，对这方面有些了解，他对李老师说：“总体来说，民营经济的第二代即所谓富二代发展不错，他们大都留过学，有现代的经营理念。”李老师对舒建华所谈有很大兴趣，追问富二代的特点，建华做了细致的回答。他说，对于中国的未来，他不悲观，充满信心，“中国大，转寰的余地大，不用担心”。
我们就这样一直聊着，聊了一个上午，方才告辞。李泽厚和他的夫人送到门口，我说，下次来美国，再来看您。李老师高兴地说，欢迎啊！
在车上，我一直在想，李老师20世纪50年代在美学大辩论中出名，80年代更是盛名天下，虽然他的学问，似是美学最出名，其实他最大的贡献还是中国思想史，他做的学问大多属历史，但是，他真正关注的是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李泽厚的学术影响已经跨世纪了，也许他最大的影响更在未来。
车子已经出了玻顿小镇，视野变得开阔起来，一大片戈壁展现在面前，远处，科罗拉多大雪山露出一溜长长的山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2013年9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