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他回到车上，我问：“村里还有什么亲人吗？”李老师说：“没有。”我不解，既然如此，来这儿干吗。李老师说：“你不懂，等你到五十岁就懂了。”那年，李老师正好五十岁。
返回长沙的路上，路过靳江中学，李老师说这是他的母校，遂停车进去看看，正是学校放农忙假的时候，学生和老师都去插秧去了，学校没什么人，李老师找到他的教室，在他当年坐过的课桌前安静地坐了一会……
谈及这些往事，李老师陷入沉思，眯细的眼遥望着远方，很像是一座雕塑。
我约略知道一些李老师童年的经历，那是战争年代，李老师跟着父母颠沛流离，吃过不少苦。李老师父亲是职员，母亲是教师，都对李泽厚有过良好的教育与影响，可惜很早就去世了。李老师凭着天赋和努力，考上了湖南最好的高中——长沙一中，因为没有能力交上学费，转上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当年上过的学校，1950年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李老师一路走来，不易呀！
我们没有就那次回乡的事深谈下去，谈话转到他对我的帮助，我需要借这个机会，表示我对他的感激。我对李老师说：“您也知道，我今天也多少有些成绩了，然而如果没有您的指导和帮助，我不可能有今天。您是我的恩师！”说到这，我有些动情了，有些哽咽。李老师则笑了，说：“是吗？”我肯定地说：“是的！”李老师似乎不很记得如何帮助过我了，我就挑了几件事说了说。
我的第一篇美学论文《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是在朱光潜先生的指导下写成的，时为1979年冬。1980年开春，周扬同志来湖南，我托人将此稿转呈于他，想请他指导，不想周扬同志将此文带到北京，给了李泽厚。大约是五月初的某日，我收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信，拆开一看，是李泽厚老师的信。信只有一句话：“望衡同志，您的大作周扬同志已经转交给我了，决定在《美学》第三期刊用。李泽厚，月日。”这件事，李泽厚点点头，似有些印象，我说，你的信我都保留着，什么时候要出书信集，我可以提供。不过，你的信大多很短，电报文字。老师笑了，说：“我的信从不超过一页。”
《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两万多字，是我的美学处女作，也是我代表作之一，此文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诸多相关问题的论文集均收入此文。
虽然《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是我的美学处女作，却不是最早发表的，最早发表的是我的《简论自然美》，发表在《求索》1981年第2期。这篇文章影响似要更大些，因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新华文摘》转载前，先是光明日报的学术新栏介绍了。我平时不注意看这份报纸，而李泽厚老师订了此报，一天，他寄来一块豆腐大的剪报，剪的正是《光明日报》的“学术新论”栏对我文章的介绍。李老师用红铅笔在我的文章名下方重重地划了一道。虽然李老师信中对于此文没有做什么评价，但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这张剪报，我现在还保留着。而这件事，李老师却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尽管剪报的事他一点印象也没有，但是，我的文章他确是读过的，因为寄剪报后不久，我们在上海见面了。见面时说到此事，李老师说：“你的关于自然美的观点跟我不一样。”听到这我有点紧张，不想李老师接着说：“我也不希望你的观点跟我的观点一样。”此时，我不仅心放下来，还很有点激动。此时，当我重提此事，李老师说：“这不算什么，我不只跟你说过，也跟许多人说过。学术要在争鸣中才能发展。你这些年成绩也不小，出了好些书，成绩很大。”于是，我趁机问，是否收到我寄赠的《中国古典美学史》三卷本，李老师说：“收到了，很好的！”
谈到《中国古典美学史》著作，我对李老师说：“这也要感谢您，是您建议我做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李老师有些惊讶，“是吗？”他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