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杂志，内容甚望抓住“美育”主题不放。力避滑向一般化，似可有二大重点：一、美学知识的普及；二、从美育角度对学校、社会、家庭各方面的艺术教育的探讨。此外，凡所选刊的美术作品一定要精选确可供欣赏、确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因而，制版、印刷必须精致（宜以少而精为原则！一般地好的，让普通刊物去用）。
还有，题花和题目字体，也要很讲究！
这一期的封面，有画的那一部分，嫌太花了。最不好的是蒋文的和缪文的两个题花，简直像卅年代以前某些油印刊物所见。又，李范文的那种花体美术字，也像20年代的（20年代李金发编的《美育》就用的）。这些都仅供改进参考。不过，这个刊物毕竟问世了，可喜可贺！任重道远。愿共不懈努力为之！！
……
先生从来没有将自己看成《美育》刊物的外人，看他信中说“愿共不懈努力”，这“共”字力重千钧！
也许因为“**”将美当成封资修的东西扫地出门，拨乱反正之际，办《美育》可谓正逢其时。创刊号出来，香港的《文汇报》当作重要新闻报道了。刊物发行量多的时候达一二十万。
刊物办到1983年已是两年了。我清醒知道，这个时候需要一些名家写文章对刊物进行评论了。于是，我请了洪毅然、蒋孔阳等先生。他们都欣然接受了。不久，文章都寄给我了，我分别寄给国内重要报刊，都给发表了。其中将洪先生的文章发表在1983年5月10日《人民日报》上，文章名《美育——一个新美学园地》。在党报上评介一个期刊，极罕见。对洪先生的感激自然不言而喻。
洪先生不仅是一位重要的美学家，而且是一位重要的美术理论家，画家。他早年毕业于杭州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西画系，如今又这样重视美育，应该报道一下才是。洪先生写论辩文章当仁不让，很有真理在手的气概，而对于别人写文章介绍他，却极为谨慎，生怕讲过了。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谭立勤写关于我的文章《美育》是否已经发出？我未过目，总不放心。希望您千万代我注意；切切不可吹嘘过头才好（同时，还想拜托一点：数月前《陕西日报》有人写了一篇推荐拙著《大众美学》文章，文内由于传闻失实，竟谓我是什么“延安时期的干部”，其实，我并未到过延安。所以，方便的话，可否请放在谭文内适当地方，顺便夹入一注，加以更正一下。——如不便夹入，也就算了）。
谭文发表后，洪先生回信说“基本上无意见”，有意思的是，他对于文章的题头画做了评介：“题头画像也不错，请代我谢谢作者同志。（只是我觉得1.脸型略偏于“美”了点；2.比我更“壮”一些；但还是很肖似的）。”先生的幽默与稚气于此可见一斑。
洪先生工作地距敦煌不是太远，我想他应该对敦煌有所研究，在得知他确有一个敦煌艺术研究稿本后，就迫切地想出他这本书，不久，收到洪先生的回信，信中说此稿“今天看来，许多见解都已陈旧过时，所以，私心颇不欲再拿出去。难却盛意，仍遵命另包挂号寄上，请您无妨先一过目，然后斟酌是否值得印出吧，好吗？”虽是极温和的几句话，却极有分量，让我反复掂量：是谦虚吗？是，又不全是。更多的是一位学者的良知，是对学术的尊重，对读者的尊重。当时，出书不易啊！如今的学术界朋友可能想象不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书的艰难。我当时为出版社的编辑，郑重地向洪先生组稿，按常规，他应是满口答应才是，对于自己的书总只有说好话的，哪能说这“见解陈旧过时”这样的话！说实在话，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这样的事也只碰到过这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