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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学院是我的母校，这是一所非常不错的学校，她的前身是抗战时期在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抗日战争后，这所学校解散了，主体部分合并到了湖南大学，1953年，从湖南大学中分出一部分，又合并了外省的一些高校，成立了湖南师范学院。此所学院后改名为湖南师范大学，进入了国家重点扶植的211高校行列，目今已发展成一所科研实力雄厚，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知名高校了。

由于“**”的原因，我在湖南师范学院待了近五年的时间，直至1967年4月方才离开这所学校。回忆当年的生活，最有价值的就是我接受过许多优秀老师的教育，他们每一位的风采我都记忆犹新：

记得进大学，听的第一堂课是“文选习作”课，任课的是曾铭修老师，中等个儿，胖瘦适中，比较斯文，上课有**，语音铿锵，作金属声。最有特征是戴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厚厚的镜片，好几层圈，有时好奇，很想看到镜片后的眼睛。

曾老师第一堂课是谈才过去的高考作文。作文题有两道：《说不怕鬼》《雨后》。我做的是第一道。至今还记得文章开头的一句话：“我们是唯物论者，这鬼本是没有的。”对于这篇作文，自我感觉是不错的，然曾老师说，这《说不怕鬼》文体应是杂文，我一听，糟了，我当论说文来写了。想想，这题目中有一“说”字，确实应是杂文。当下我就非常佩服曾老师。

曾老师的课主要是文学欣赏课。曾老师擅长审美分析，寻常语句，经他一分析，灿然生辉。曾老师似乎比较喜欢文学性的散文，一年级第一学期，这方面的文章讲得多，他也布置我们写这种散文。记得课堂上学过《白杨礼赞》，他就要我们也写什么的礼赞。我想了许多礼赞的对象，有太阳、月亮、松树，最后选了女贞树，我们教室前后栽的就是这树。女贞树长青，不择土壤，生命力比较强，亲和人，就是个头小了点。我自觉文章写得还行，不过，老师只给我四分（最高分为五分）。后来，作文总结时，曾老师念了别的同学的文章，我发现我还是写得不够好。

大一的第二学期，仍然是曾老师上文选习作课，不过，范文讲解和作文练习均转到了论说文，为配合论说文的教学，曾老师专门为我们讲“形式逻辑”。由于一年级第一学期上过“文学概论”课，因这课，我迷上了文学评论，这文选习作课的论说文训练，就正好接上去了。非常幸运的是，因为上这门课，我得到著名作家、记者严怪愚先生的指点。

严怪愚是抗战时期著名报纸《力报》的主编。据说，汪精卫叛逃投靠日寇，是严怪愚最早得到消息写文章揭露的。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湖南通俗文艺出版社社长。严也是作家，出版过一本儿童剧《金丝雀》。1957年，严怪愚被打成右派，此时在湖南师院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很巧的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严悦是严怪愚的亲弟弟。我上湖南师院，严悦老师让我带一信给严怪愚先生，拜托他多关照我。虽然我将此信交给了严怪愚先生，我们也算认识了，但严怪愚老师是右派分子，我也没敢多去见他。没有想到，在我上大一第二学期时，严怪愚竟给安排来给我们批改作文了。据说，这是当时的系主任马积高教授的主意。“**”中，马老师因此还受到批判。

每次作文交上去后，我就去严怪愚先生的住处，问我的作文写得如何。严怪愚那时住在语数楼三楼楼梯转角处的亭子间里，一个人住。每次去，他总是详尽地为我说我作文的优点和缺点。去得多了，人熟了。他竟然提出，让我先看同学的文章，并试着写批语，写在另一张纸上，然后他再看。这样，我也就做一回老师，学着看作文。当然，这是需要保密的，我谁也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