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喜欢文艺理论，在编王元化先生这本评论集时，不时给他写信，谈黑格尔，谈别林斯基。这样一来，我们就拉得近了，似是比一般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深了一层。王先生在信中说，他的书能由我来编更放心。这对年轻的我是一个不小的肯定。以后去上海出差，少不了都去看望王元化先生。每次谈的什么不记得了，但1984年5月，在上海他的寓所谈话的内容却是记得很清楚。事情的原委是这一年3月北京开了一个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大会，周扬在会上作主题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是借纪念马克思，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几个主要理论问题拨乱反正。其中谈到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人的认识过程中感性、知性和理性问题，等等。报告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当时影响很大，不亚于爆了一颗原子弹，这可不是小问题啊，它与对刚过去的那场革命的评价直接相关，同时也深层次地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很快地，周扬的文章遭到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大人物批判，全国此时也出现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一时，才从“**”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颇有些紧张。我知道，周扬作这个报告前，学术界就有人来谈人道主义、异化这些问题了，王元化先生是其中一个，他的这些文章我看过。所以，到上海后就很自然地与他谈起周扬的报告，谈到当时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王元化告诉我，周扬的这篇报告，他是起草人之一，周扬当时很重视这个报告，将包括王元化在内的几名学者召到北京，在一个宾馆住下来，写了一段时间，报告初稿完成后让他们回去，过后，又将他们召来北京修改。这个过程，王元化先生跟我讲得很详细。虽然报告是周扬作的，但提供思想的人也难辞其咎。所幸这不是“**”期间了，所以，王元化先生实际上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我记得那天谈话，王元化先生神态从容，言语轻松，未见有恐惧之感。
尽管“**”结束后一段不长的时间内，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风风雨雨，时阴时晴，一会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会儿清理精神污染，但总的潮流却是在朝着改革开放方向发展，学术风气也逐渐自由，民主。当时，学术空前繁荣，图书市场上充斥西方著作的各种译本。萨特热、尼采热、马蒂斯热……数热并起，而且一热接一热。大学生的床头，谁没有几本西方的书？那时，谁不能谈几句萨特、尼采，就好像今天不会上网一样。所有这一切，很自然地形成一种新的启蒙思潮。王元化先生就是大潮中的弄潮儿。
当时的王元化先生学术活动非常多，除了自己写文章，还有主编各种丛书，所有的活动，凝成的一个璀璨的光环——启蒙大师。
王元化先生当时写的文章，很有锋芒，颇有力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篇谈样板戏的文章。也许，今天许多读者不太赞同他对样板戏的观点，然而我能理解王先生否定样板戏的立场和情感。与一般的学者大都是专家不同，王元化先生是一位学殖丰厚、涉猎甚广的大家，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的是他的作为文艺理论家身份，但实际上，王元化哲学修养很好，中国古典文化修养好，外文亦好。说他是哲学家、国学家、翻译家都可，他做过很长时间的编辑工作，也应称为出版家、编辑家。
王元化代表作之一《文心雕龙创作论》，是一部很有创见的书，他送了一本给我，我仔细读过，这是难得的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书写得相当好，王元化先生采取随笔的形式，选取《文心雕龙》中一些创作理论，与西方相应的理论进行比较，有分析，有材料，有观点，丝丝入扣，精细而又精当。这本《文心雕龙创作论》不是一般的学者写得出来的，它需要学贯中西的学术修养，需要时空宏阔的学术视野，需要全局在手的学术胸怀，需要高屋建瓴的学术风格。我将此书常置诸案头，不只是借鉴其观点，更重要的是领悟其神韵。
不久前我去参观荆州博物馆，荆州博物馆有对王元化先生的介绍。王元化先生是湖北人。他的性格中，有许多楚人的成分：刚直、率真，倔强。他曾被打成胡风分子，身体也因之受到摧残，但他终于挺过来了，一挺过来，立马上战场，且特别能战斗。同样作为楚人的我，真心地敬佩王元化先生这种骨气和战斗精神。我虽然未能厕身王元化先生的门墙，但私心中一直视王元化先生为我的老师。
师德巍巍，师智漾漾，师风浩浩！元化先生，您走好！
2008年5月15日
